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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讲坛(十四):罗文华《康熙帝的藏传佛教信仰拼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 2020-11-26

2019年12月14日,西藏文化博物馆邀请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康熙帝的藏传佛教信仰拼图》的讲座,主要讨论康熙帝信仰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及社会听众百余人参与。该讲座为西藏文化博物馆藏族文化讲坛第十四讲,由研究部主任当增扎西研究馆员主持。

主讲人首先谈到清朝前期清廷选择藏传佛教的原因以及早期藏传佛教僧人在清廷的活动及影响。

关于清廷为什么选择藏传佛教,罗文华老师给出三点意见。

一、满族与蒙古地理位置和文化近缘,蒙古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自元代以来就有传统;满族入关前,藏传佛教已经在长城以北地区复兴,内外蒙古广大地区从东到西都有广泛传播,并很快在蒙古族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影响也传到东北,即大金(1616-1636)和清朝(1636-1644)控制地区。

二、清朝统一中国的战略安全的要求。1644年,清军从东北入关,内蒙古是他的大后方和战略支撑,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尚未归附,因此加强与外蒙古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极为重要;藏传佛教高僧甚至成为不同军事集团的中间调解人或者联络人出现。

三、满族萨满教的信仰导致他们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接收更为容易。

早期藏传佛教僧人在清廷的活动及影响,罗文华老师主要列举了察罕喇嘛、六世巴周活佛及五世达赖喇嘛三位高僧。其中,尤其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的影响最大。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其政治影响是主要的,但藏传佛教在京畿及北方地区后来的影响却是深刻的。首先,西黄寺、白塔寺等京城官办藏传佛教寺院,陆续剃度满族喇嘛,定期诵经法事,一切费用由户部支银,已经成为定制,这无疑带动了藏传佛教在京城的发展。其次,为了保持达赖进京以后的影响长久不衰,清廷在今内蒙、河北等达赖喇嘛来朝驻锡的地方,建寺度僧,费用由国库出,这也加速了京城及周边与内外蒙藏传佛教的联系与发展。

等到了康熙时期,藏传佛教在诸皇子和贵族上层之间的影响迅速蔓延。当时驻京喇嘛有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等。

故宫文献档案、上师唐卡及金铜造像的藏品可以清楚看到藏传佛教在清宫的影响。尤其是孝庄太皇太后(1613-1688),对藏传佛教信仰颇深,曾资助《藏文龙藏经》的刻印。如此,可看出康熙初期宫中佛教气氛。

以上,通过罗文华老师的讲述,我们能够看出到了康熙时期,藏传佛教在京城尤其在清宫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对于康熙帝本人是否有影响,他是否信仰藏传佛教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康熙帝本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多持主观、固化的态度。多数论著中均以为康熙帝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或以为“清朝皇帝之所以尊崇和优待达赖喇嘛,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康熙帝从其个人好恶来讲,无论是对道教、佛教均不感兴趣,经常训斥”。近年来,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布,我们对康熙帝信仰的转变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也对康熙帝本人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其思想(包括信仰在内)的发展基本以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界分成前后两段,前段他的思想基本上可以用上述结论来概括,但后期他的信仰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长期影响和康熙帝个人原因。

康熙帝信仰态度改变的重要人物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宣布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主管喀尔喀蒙古的宗教事务,并决定就地建寺一座,亲题寺名“汇宗寺”,作为南迁喀尔喀蒙古宗教活动的中心和哲布尊丹巴的临时住锡之所。

会盟之后,哲布尊丹巴随驾进京,为太后、皇后、公主讲法。长住热河与京师间近二十年,出入宫禁,与康熙帝往来频繁,感情甚笃,对其佛教感情的形成颇有影响,并对宫中的佛像成造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哲布尊丹巴才返回喀尔喀。

哲布尊丹巴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并授戒;不时为皇帝治病而做法事,参与宫中法事。康熙帝本人晚期对佛典也颇为留心。

《新续高僧传》评论道:“圣祖晚岁颇耽禅理,屡咨法典,叹为玄识”。故宫藏有大量他亲手抄写的经典,以《金刚经》、《药师经》和《心经》最多。从四十四年(1705年)开始,他每月朔望均抄写《心经》一遍,直到去世都未停止。后来,乾隆帝也仿其祖,从四十年开始定时抄写《心经》。

康熙帝接受藏传佛教信仰与其个人内在的原因有关。

一、康熙身体健康问题。可能有心血管的病症,体质变弱,同时关节有磨损,以至无法骑马打仗。这对一位雄心勃勃的皇帝是比较严重的打击。

二、争夺皇位的斗争。皇长子允禔(zhī),二子皇太子允礽,三子允祉,八子允禩(sì)、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最为活跃,均未善终。牵涉大臣、亲信甚多,令其身心俱疲。

康熙帝对于藏传佛教信仰态度的转化,造就了雍正帝的即位与暴卒,同时造就了乾隆帝的伟大功业。

康熙帝信仰的改变对于雍正帝的即位是有帮助的,他对于雍亲王的评价由“为人轻率”至“为人贵重,深肖朕躬”,极为不易;雍亲王在雍和宫大行法事亦未受到康熙帝的批评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为乾隆帝的即位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的不好结果是雍正帝对于佛道过分参与导致暴卒。他为乾隆帝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三世章嘉国师,这为乾隆时期藏传佛教在宫中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最后,要讨论一位皇帝的个人信仰,很难得出“是”与“不是”的结论,因为所有正史中有关皇帝的记录是在记载皇帝身着龙袍情况下的活动,而不是脱去龙袍在私人空间的面貌。所以在拼接相关的历史碎片,还原康熙帝藏传佛教信仰时,更多的应当考虑到史料的真实性以及人性、个性的特点、历史的客观性等诸多因素。仅就康熙帝本人的信仰而言,他有明显的转变轨迹,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宫廷史资料,我们只能说,他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有非常强烈的好感,并且由于哲布尊丹巴个人魅力的影响和自身的原因,导致他对于藏传佛教产生了一定的信仰。同时,他对藏传佛教信仰态度的转变亦对后世君王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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