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艺术风格已为学界所关注，其中探讨最多者为造像、唐卡、壁画诸类，对于以工艺美术品为主的器物研究则较少，这主要是受限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与器物本身因时空变迁而脱离原初历史背景的不确定性。本次展览以器物为大宗，更以汉藏风格器具为其特色，除却二十余件可以确知出自明清宫廷的御制品，另有若干带有浓重汉地艺术因素的藏式器具。本文拟结合汉、藏文档案史料与工艺学文献，从明清时期汉藏器物交流活动及其与技艺互动、审美意趣、文化风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切入，以期丰富学界对明清汉藏艺术交流的认识。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将佛教造像也纳入了汉藏器物的讨论范围。
一、西藏的朝贡与宫廷的赏赐
研究雪域高原的明清汉地风格器物，对于这一时期汉藏器物交流背景的介绍和梳理极为必要。明清时期汉藏器物之间的交流和往来主要是借助两类渠道，一类是宫廷与西藏僧徒之间的赏赉与 朝贡，另一类是往来于汉藏两地的商旅贸易。由于本文所涉猎的文物多为能够确知年代和产地的 明清宫廷制品，因此笔者将会对前一渠道着重加以讨论。
（一）明代汉藏器物的贡赐活动
明代治藏基本延续元代旧制，通过设立朵甘、乌斯藏卫指挥使司行政机构管理卫藏及甘、青、川藏区，设立驿站和茶马互市，废除元代帝师制，推行“多封众建”政策，先后敕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及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和辅政王等为藏区僧俗领袖，对藏区实 行授官封赏，以达到“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的目的1，并通过建立严格的朝贡制度，来强化西藏地方与明代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
明代朝贡制度开始于洪武五年（1372）摄帝师喃加巴藏卜遣使入贡，终止于崇祯三年（1630） 乌思藏僧人三旦多只等朝贡，历时 200 余年，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政治联系的特定形式，亦是联系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其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例贡，通常为三年一次，永宣时期亦出现两年一次和一年一次，甚至一年两次的情况，因此又称为岁贡 ；一种是请职、袭职和替职朝贡 ；另一种是谢恩、贺庆朝贡2。
西藏贡入的“方物”，即贡品，主要有马匹、佛教物品和风物等几类，其中佛教物品以舍利、佛像、佛教法器、供器为主，风物多为氆氇、红花、硼砂、犀角、酥油、牦牛尾、盔甲等。对于西藏僧众的朝贡，明廷则往往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回馈以数量可观的金、银、茶、米、丝绸及其他各类御制工艺品，其中规模大者动辄以金、银千两、百两为计，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对三大法王与阐化、护教等五大教王3的诰封赏赐规模较大，规格高于一般僧俗。例如第五世黑帽系活佛噶玛巴哈立麻（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 1384-1415）入朝，明成祖先后赏赐 7 次，最初是永乐四年（1406） 十二月，延见时一次便赏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二万贯、彩币四十五表里”4，更不用说法器、裀褥、鞍马、香果、米、茶等物品，其徒众也各赐给白金、彩币等物有差；接着于永乐五年（1407）正月， 又赐给“银交椅一、银脚踏一”等规格较高的仪仗用具5；同年三月颁赐如来大宝法王封号时，除例赏诰印、金银、彩币外，仍颁赐给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等贵重物品6；此后的赏赉物品规格逐渐抬升，数量亦是成倍增长，例如永乐五年七月，为给大行皇后在五台山做大斋仪式，特赐白金一千两、锦缎、绫罗、绢布二百六十（表里）7；永乐六年（1408）正月，为正旦庆典特赏赉香币等物，其中包罗各色珍异物品，如长有一丈的寿字八吉祥御罗手帕，以青鸦鹘石、红马斯肯 的石、黄鸦鹘石等宝石镶嵌的宝石珠翠金牌宝相花，金垒丝六字真言花牌，金镶宝石碗，白瓷八 吉祥茶瓶，白瓷茶盅，金银八吉祥事件装饰的鞍具，纻丝袈裟并僧衣，等等。尤为珍贵的是，明代宫廷中大量制作的藏传佛教法器亦在其中，计有“镀金铜铃杵九副，每副四件……白海螺九个，大红线圆条、五色线结子全”8；同年四月，因大宝法王辞归，除赐白金、彩币等钱物之外，另赏佛像等9。另据《青史》记载，大宝法王在京时，“皇帝对他的赏赐仅白银一项就有斗形银元宝七百个，供以他返回西藏”10。
此外，对于萨迦派的大乘法王昆泽思巴（ཀུན་དགའ་བཀྲ་ཤིས། 1349-1452）的赏赐，也与大宝法王不相上下11，其中不乏诸多明代宫廷制造的藏传佛教造像。据《萨迦世系史》记载，永乐年间， 皇帝向大乘法王赐予“银制喜金刚九尊，晶木制（ཤེར་ཤིང་གི་འཇིགས་བྱེད།）大威德、双身宝帐怙主、 金刚橛诸尊等无数三所依；还赐给供器、毡帽、服饰、绸缎、大小帐篷、茶器、茯茶等物品和金器、银器许多各种珍宝以及马、牛、骡等牲畜，品种繁多，不计其数”12。
明廷赏赐的诸多物品中，宫廷所造藏传佛教佛像、法器、供器等佛教物品是最为独特的一类， 集中体现了汉藏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艺术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双向交流和互动。以佛像为例， 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洪武时期，西藏僧团即开始向明廷进奉佛像13，而明廷首次赠予西藏佛像是在永乐六年（1408），也即前引大宝法王辞归之时。14据统计 ：“1406 年到 1417 年间，西藏向朝廷至少送去了七次佛像，而在 1408 年至 1418 年间，西藏六次从朝廷携走了佛像。”15这一频繁的互赠活动对明代永宣时期的汉藏佛像艺术风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
（二）清代汉藏器物的贡赐活动
清代统治者亦如元、明帝王，对藏传佛教优礼有加，尤其倚重明末以来在西藏颇具势力的格鲁派，通过扶植和笼络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格鲁派宗教上层人物，进而加强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势力的控制。在这一谋略和背景下，清廷对于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高僧的赏赐亦十分频繁，其赏赐规格和数量亦远远超越明代对于三大法王的赏赉。
据《清实录》等文献资料记载，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后，即已开始赏赐西藏宗教领袖，其赏赐品种以金、银、玛瑙、玉、水晶等材质的碗、盆、杯、茶筒、腰带、鞍、刀等为主16。据《五世达赖喇嘛传》，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派专人带着礼品来见达赖喇嘛，赏赐礼品包括 ：‘金银所制的曼荼罗，上面饰以七政宝 ；瓷碗和镶金的碗座子，痰盂，水瓶，饰以精致龙图的盘子、香炉、喇叭、唢呐等，还有幡幢、华盖等仪仗用品。’” 17次年二月十八日“皇帝又赐赠礼品：用五十两黄金做的茶筒两个、铜盘一对、黄金五百两、银茶筒八个和银盘八个、白银一万两、用一千两银子做成的大壶一个、大缎一千匹、金鞍十副、虎皮和貂皮及水獭皮各十张，另外还有一百捆用牛皮包装的茶叶等物。又蒙皇帝母亲皇太后赏赐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大缎一百匹”18由此可知，所赐用品包括茶具、皮料、布料、鞍辔等生活用具以及幡幢、华盖等宗教仪仗用具。其中， 金银曼荼罗、银壶等金属制品是清廷较为擅长的工艺。关于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帝会见与顺治帝的赏赐等事件，还在拉萨布达拉宫西大殿“有寂圆满殿（སྲིད་ཞིའི་ཕུན་ཚོགས། ）”的壁画中以图文的方式记录下来（插图 66、67），据其片段 47 的题记记载，“皇帝赏赐了金银曼荼罗、七政宝、日常器皿以及乐器、伞、幢、供器等大量赏赐品”，画面以殿宇建筑作为空间分割，殿内有数人手持伞、幢等仪仗用具，案桌上供有金质的净瓶、钵和碗托等器具，以绸缎包裹的赏赐品几乎堆满整个殿堂，甚至被堆到殿外，可见其数量之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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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66：《顺治帝迎见五世达赖喇嘛图》壁画（1690-1694），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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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67：《五世达赖喇嘛受赏图》壁画（1690-1694），布达拉宫。
清初，西藏上层遣使进京朝贡并没有定制，清廷赏赐也未见一定标准。至顺治九年（1652）七月，清廷对达赖喇嘛使臣的赏赐标准作了初步规定 ：“定赏赉达赖喇嘛使臣例。每头目二人，随从役卒二十八名，共赏二等玲珑鞍马一、银茶筒一、银盆一、缎三十、毛青梭布四百、豹皮五、虎皮三、海豹皮五。”20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赏赐西藏贡使逐渐形成定例，《大清会典》中记载了乾隆年间对轮班年贡的例行赏赉 ：其赏赐达赖喇嘛 ：重六十两镀金银茶筒一、镀金银瓶一、银钟一、蟒缎二匹、龙缎二匹、汝缎二匹、片金二匹、闪缎四匹、字缎四匹、大卷八、丝缎十四匹、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四十个、五色哈达十个 ；赐班禅额尔德尼 ：重三十两银茶筒一、银瓶一、银钟一、各色大缎二十匹、大小哈达各十 ；赐茶母多（昌都）帕克巴拉呼图克图者为银茶筒一、各色大缎十二、大小哈达各七 ；其余正副使、随从及附贡者皆有赏赐。21
除例行赏赐之外，清廷还会在特别节庆之日赏赐西藏上层，如藏区选中转世灵童的呼必勒罕、呼必勒罕坐床、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在佛法修行方面的进阶（如比丘戒、讲经说法等），清廷常给予额外的其他赐品，这些皆可从《清实录》或满、汉、藏文文献档案中见及。如乾隆二十六 年（1761）十二月二十九日，八世达赖喇嘛坐床时，乾隆皇帝就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赏赐，除锦缎、布匹为例赏外，珐琅、玻璃、洋漆等皆为 18 世纪清宫盛行的工艺，而且数量众多，其名目如下 ：
“赏达赖喇嘛：白玉观音一尊、佛像一轴、银花五供一分、碧玉如意一柄、金星玻璃朝珠一盘、碧玉松竹梅花插一件、套红玻璃瓶一对、套蓝玻璃盖罐一对、翡翠玻璃铙碗一对、铜法琅盖罐一对、铜法琅碗五件、洋漆裹葫芦碟一对、鹅黄辫绣花大荷包一对、绣花小荷包五对、羊角太平有象桌 灯一对、双鱼挑杆灯一对、红黄漳绒四尺、锦缎二尺、坐褥靠背迎手一分。……赏达赖喇嘛坐床： 刻丝佛像一轴、哈达一个、银净水壶一件、玉靶碗一件银托、大银满蹅一个、铜法琅八吉祥一分、洋磁轮一对、涅蓝玻璃五供一分、藏帽一顶、千佛衣一件、七衣一件、五衣一件、居一件、紧身一件、带子一条、袈裟一件、长尺一件手巾束二个珠十四颗、黄缎面貂皮达袱一件、珊瑚朝珠一盘、银多穆一件、银执壶一件、银杯一件、鹅黄缎迎手靠背坐褥一分、鹅黄辫花大荷包一对、绣花小荷包四对、青 玉如意一柄、甘黄玉饕餮偏方瓶一件、碧玉鱼龙花插一件、拉古里幡一件、铜法琅掐丝花米碟一对、铜胎法琅宝瓶一对、铜法琅海棠式碟一对、铜法琅海灯一件、铜法琅大小碗二对、铜法琅盘一对、铜法琅大鐏一对、铜珐琅捧盒一对、亮白玻璃磨花大盘一对、铜法琅掐丝观音瓶一对、涅黄玻璃香炉一件、涅黄玻璃橄榄瓶一对、兴严石花瓶一对、涅黄玻璃碗一对、套红玻璃花瓶一对、妆蟒九尺黄蟒三尺金黄蟒二尺红妆二尺黄妆一尺金黄妆一尺、片金九尺黄四尺红四尺、漳绒九尺黄五尺红四尺、大缎九尺黄四尺金黄一尺红三尺杏黄一尺、官用缎九尺黄三尺金黄二尺杏黄三尺红一尺、彭缎九尺黄三尺金黄二尺红三尺杏黄一尺、各色哈达九个、大哈达九个、小哈达十三个。22
观其品类，茶筒、茶壶、哈达为藏人生活适用的物品，荷包、扳指、如意等属于清廷文化的生活用品，也位列其中。
二、宫廷藏传佛教器物的制作与藏族技艺的运用
明清两季西藏与宫廷之间器物的频繁往来，直接推动了汉藏之间工艺技术、审美风尚和生活方式的交流和影响。
（一）宫廷藏传佛教法器的制作
此次展览中的多数汉藏风格器具出自明清宫廷，有的带明确款识，如“大明永乐年施”款的鎏金铜四臂文殊像等造像九尊、鎏金铜聚莲塔和合金铜敬水碗等，“大明宣德年造”款的铜钹、“大明宣德年施”款的释迦牟尼佛和合金金刚铃杵，以及“光绪三十四年制”款的银质多穆壶，“大清乾隆年制”的无量寿佛白釉瓷高足碗。有的虽无铭文，但依据工艺特征，亦可确定出自明清宫廷， 如明永乐白釉刻花缠枝莲纹带盖僧帽壶、清宫珐琅经夹板、景泰蓝沐浴壶、景泰蓝指捻转经筒，以及康熙虎皮三彩多穆壶。
关于这些器物的制作情况，明代史料甚为鲜见，仅能根据部分汉文材料推测。以佛像为主的明廷藏传佛教器物可能出自御制监下设的“佛作”23。另据近期受到学者较多关注的明代大智法王班丹扎释（དཔལ་ལྡན་བཀྲ་ཤིས།）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的汉译本材料记载24，永乐三年（1405），“西天佛子……奉命按经法，教令各工制造坛场诸法仪像、铃杵供器，及奏遣使西域，请去取西番大字藏经，刊版印施，施于西土，功德无边”25 。从中可知，早于永乐四年至六年大宝法王来朝与宫廷互赠佛像之前，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即曾按照经典，在宫廷制作佛像和铃杵等法器、供器，这应是明代永乐宫廷制作藏式造像、法器、供器的最早史料。另外，在部分明代宫廷的赏单中也提及了一些藏式法器和供器的装饰和用料情况，为其工艺的研究提供些许线索，如永乐六年（1408）赏赐大宝法王的“白磁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 ；白磁茶盅九个，红油斜皮骰全 ：五龙五个，双龙四个”，“镀金铜铃杵九副，每副四件，镀用金四钱，共三两六钱，计三十六钱，黑斜皮骰全 ；白海螺九个，大红线圆条、五色线结子全”26。
较之于明代，清代保存下来的档案十分庞杂，关于宫廷藏传佛教器物制作的档册尤为详细。这些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历朝造办处档册《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又称《旨意题头清档》，简称活计档）中，共计一千余册，时间由雍正元年（1723）始，止于宣统三年（1911），是清代工艺美术品和画院画家作品最集中的文字史料。有某些作品还明确记载了作者姓名，设计 者姓名，管理人员姓名，成做活计的品名，皇帝对于器物制作的具体要求和意见，许多存世清宫 作品均可从中找到印证。清代历朝赏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政教上层的赏赐品亦可在其中找到详细的制作记录。
清代宫廷的藏传佛教器物的制作主要是在造办处、中正殿、武备院、雍和宫、热河等机构完成。工部机构如制造库等各所属作坊的满、蒙古、汉、藏族工匠也有参与，部分瓷器、玉器、漆器等制品也发送到扬州、景德镇、广州等地的官方机构制作。在这些机构中，养心殿造办处是清宫器 物制作最为密集之所，大量藏传佛教器物都经由造办处各作生产。
养心殿造办处始创于康熙初年，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七三载 ：“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其管理大臣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增设笔帖式一人。三十年奉旨 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三十二年，造办处设立作房。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于养心殿造办处，设监管司员一人。三十六年增设监造二人。四十二年增设笔帖式一人。四十四年奏准武英殿造办处砚作改归养心殿， 增设监造二人。四十七年奉旨养心殿匠役人等俱移于造办处。……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 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27
据《大清会典》，造办处在编制上属于内务府，总管内务府大臣是二品官，而造办处有特简管理造办处大臣，经常是由一两位亲王或内廷行走的一品大员来担任，等于是皇帝直接指挥28。因而其地位较为特殊，与京外第一级的衙门是平行的，档册行文中对于六部和各省总督巡抚都用“咨文”或“知会”29。
据《大清会典》，造办处主要职能是“成造内庭交办什件”，其下设各作，有“铸炉处，如意馆， 玻璃厂，做钟处，舆图房，法琅作，盔头作及金玉作所属之累丝作、镀金作、錾花作、砚作、镶嵌作、摆锡作、牙作，油木作所属之雕作、漆作、刻字作、旋作，匣裱作所属之画作、旋作、广木作，灯裁作所属之绣作、绦儿作、花作、皮作、穿珠作，铜 作所属之凿活作、刀儿作、风 作、眼镜作，炮鎗处所属之弓作，或造什件所需物料由户工二部内务府六库行取，工匠银两动用造办 处库银，按月奏销，各项匠役由内务府三旗左右两翼挑选，所食钱粮由各该旗自行关领，其南匠 由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衙门行取，所食钱粮亦动用造办处库银给发”30。造办处各作地点较为广泛， 除宫中造办处厂房和启祥宫、慈宁宫作画地点，景山、圆明园亦有许多制作作坊，另有部分器物是由造办处设计画样，或拨蜡样、或做木样交苏州、扬州、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等处特制。31
宫廷藏传佛教器物的制作除分散造办处匠作外，还需要掌握藏传佛教工巧明的藏传佛教僧人的参与，清代在这方面主要由两部分僧人组成 ：一部分是驻锡在京的藏传佛教高僧，如章嘉胡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等高僧，另一部分则是参与实际画塑活动的中正殿喇嘛，其中有拨蜡样喇嘛、做巴苓喇嘛、画匠喇嘛、写经喇嘛等32。前者主要担当清宫藏传佛教工艺品顾问的角色；在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供器等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经常需要向西藏高僧“著问”，章嘉胡图克图等西藏高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问章嘉胡图克图“铃、杵如何对用响铜、金子、宝石之法”33；乾隆十八年（1753）命将掐丝珐琅坛城之木样“交章嘉胡图克图细细看”34；乾隆四十四年（1779）雨花阁上宝塔“塔肚内应装藏亦著问章嘉胡图克图”35；乾隆四十五年（1780）递交“铜佛二尊内一尊随龛持至中正殿交章嘉胡图克图认看”，章嘉活佛确认“有龛铜佛一尊系京内成造阿弥陀佛，无龛铜佛一尊系藏里成造六臂勇保护法”36，对于造像风格的判定已十分具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将海螺一件著章嘉胡图克图写得西番咒语样”37，因此基本上在三世章嘉在世时，清宫承做的法器以及前述的佛像铸作仪轨问题多能合于法度。后者则属技术型喇嘛，是清宫 藏传佛教佛像、法器和供器制作的主体，白天进驻中正殿做活，晚上回各寺 ；因为喇嘛身份，地位较高于一般匠人，受到中正殿念经处和驻京喇嘛印务处的双重监督和管理，报酬主要由内务府支取38。其主要承担的是器物制作的前期部分，即画样呈览给皇帝，获得批准后再拨蜡样，呈览、修改，直到获准铸造为止。佛像、法器、供器制作过程中的教义和仪轨问题，以及后期为佛像染发、泥金装饰和书写白绫签工作也多由这些喇嘛来掌握和完成。
故宫博物院著名学者罗文华在《龙袍与袈裟》一书中结合造办处档案史料对清宫造像的分工进行了梳理，大致如下 ：①做画样和“拨蜡样”，这主要由中正殿喇嘛或如意馆和金玉作工匠完成 ；②铸炉处铸造和打磨 ；③金玉作镀金，如若是金、银、玉石质地的尊像雕刻亦是由金玉作承办；④佛像染发和“见肉泥金”，主要由如意馆和中正殿喇嘛负责；⑤如意馆镶嵌珠石和“开眼目”（即描画眼目）；⑥残像送交铜鋄作修补 ；⑦佛龛由油木作配造 ；⑧题记年款由刻字作负责 ；⑨尊像制成后交由中正殿喇嘛完成开光、装藏、庆赞、供奉等事宜。39与造像相比，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供器的制作工艺更为多样，除常见的金、银、铜、铁制工艺外，清宫还会尝试将当朝时兴的掐丝 嵌珐琅与各种釉色瓷器工艺运用其中。珐琅制品出自专门的珐琅作，瓷器多是将瓷器画样或木样， 甚至瓷器原件发至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制作，如活计档中记载的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九江 关监督额尔登布奉旨呈进“纯金藏轮一对、绿地金花奔巴壶一对”40。
清代赏赐西藏上层的藏传佛教器具常以清宫流行的仿漆鞔皮画金套包装，其外包裹黑毡马皮， 内部以棉花塞垫，如“乾隆五十八年记事录四月初二日，副催长七十八来说军机处传交龙花缎四尺、铜佛一尊、银塔一座、铃杵一分、经一分、哈达一个、玉如意一柄、珊瑚念珠一盘、银锞二十四个， 配木箱一个盛装，随印封一件，……里外包毡外包马皮棉花塞垫……”41
乾隆时期宫廷制作的藏式器具，常刻以年款，但因对于制作藏传佛教法器，清宫匠人并不是十分谙熟，时有疏忽。这在档案中亦有记载，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造办处档册中，“铸炉处于三月十六日，将铜铃杵一分刷洗好呈览。奉旨铃靶镀金二次，杵镀金一次，俱要束腰，内刻‘乾隆年制’款”。但于四月初八日，呈递给乾隆御览时，却发现年款的位置被刻错，于是责问“系何人承办刻做，查明回奏”，次日即已查明禀报 ：“镌刻年款系催长存柱率领匠役刻做，理宜详细留心刻做，乃系催长存柱漫不经心，至将分位刻错，实属疏忽，请将存柱记过二次，罚俸两个月， 并将经手匠役重责四十板，至接办活计员外郎大达色未能细心看出，亦记过一次，以示警戒……” 后于四月十七日终将年款改正，并重新配置金刚铃内的撞钟，此事才得以平息。由此可以窥知乾 隆皇帝对于清宫藏传佛教器具制作讲求的严格程度。42
（二）藏族技艺的运用
就工艺技术而言，西藏工艺对明清宫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属工艺和镶嵌工艺等方面。西藏有着优良的金银铸造传统，早在吐蕃时期，即以金银铸造各类器具贡入唐朝，颇得汉地宫廷喜爱， 如《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吐蕃遣使献金鹅，以贺快速平复高丽，“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43，可见当时西藏金属铸造工艺已非同一般。
乾隆时期宫廷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法器、供器多为金、银、铜等金属材质，在工艺上主要借鉴了西藏的铸造技术。档案中多处提及按照“藏里”之法成做金铜器具。如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管理造办处事务舒文随打造得红铜胎小钵盂一件，照藏里镀法，按见方寸每寸用镀金叶六厘，令按藏里镀法，照本处镀金之例，每寸用金四厘，镀 一次，用茜草水炸色。”44后于二月初八又将一尊金宗喀巴佛像背光“照藏里镀法加镀得金，用茜草水炸得色”45。
西藏善以松石、珊瑚、青金石等宝石镶嵌器物，一度受到清乾隆帝的青睐。据《造办处活计档》载，乾隆曾特将宫中的镶松石金累丝斋戒牌和金镶松石欢门发往西藏嵌松石，并于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初八降旨将宫中所有镶嵌活计“照藏里紫药粘法一样粘做”46。其后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专门命军机处寄信给西藏官员，让其顺便带“粘松石紫药”回来。紫药于次年带回，共四块，每块重十二两，三块交给造办处专用于粘松石，另将熬粘药的配方及使用方法抄录回来 ：
计开芸香四斤，清油一斤半，冰糖四两，银硃五两，共合一处熬成膏，收贮备用。用时量其所用，将药盛入小铜钟内镕化，俟化开，点于嵌松石处，再用微火将点上之药烤热，即将松石安上此即西藏工匠用法。
这种紫药后来还被运用到清宫各类造像底板的密封上，并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以后在造办处各匠作中得到广泛运用。
（节选自熊文彬 曲珍主编《雪域瑰宝在北京——西藏博物馆 西藏文化博物馆2013年西藏文物联展》，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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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马市，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张廷玉等：《明史》（第二八册），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二百十九西域三，中华书局，1974 年， 第 8589 页。
2.杜长风：《明代乌思藏朝贡述略》，《西藏研究》，1990 年第 3 期， 第 67-73 页。
3.如《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二，“永乐四年三月壬辰”条曾记载，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 1374-1432）为灌顶国师阐化王 ；卷六十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卯”条记，封灵藏 灌顶国师著思巴儿监藏（ཆོས་དཔལ་རྒྱལ་མཚན།）为赞善王， 馆觉地方的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རྫོང་པ་འོད་ཟེར་ 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པོ།）灌顶国师为护教王 ；卷一百四十， “永乐十一年五月丙戌条”载 ：诏封萨迦派首领南渴烈思 巴（ནམ་མཁའ་ལེགས་པ།）为辅教王，止贡噶举僧人领真巴 儿吉监藏（རིན་ཆེན་དཔལ་གྱི་རྒྱལ་མཚན།）为阐教王，分赐金印、 玉印、诰命、彩币、金、银不等。另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6、132、133、154 页。
4.《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二，“永乐四年十二月庚戌”条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0 页。
5.《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三，“永乐五年正月甲戌”条，“赐尚师哈利麻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合儿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魫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盆一、诞马四、鞍马二、银杌一、青圆扇一、红圆扇一、帐房一、红纻丝拜褥一。” 另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0-131 页。
6.《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条，“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 ；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 另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2 页。
7.《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九，“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条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4 页。
8.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05-106 页，《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
9.《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永乐六年四月庚子”条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7 页。
10.“གོང་མ་རྒྱལ་པོས་ཀྱང་དངུལ་རྐྱང་པའི་འབུལ་བ་ལའང་དངུལ་བྲེ་བདུན་བརྒྱ་ ཙམ་ཕུལ་ནས་བོད་དུ་ཕེབས་སོ། ” 参 见 གཞོན་ནུ་དཔལ། དེབ་ཐེར་སྔོན་པོ།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602-603 页。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 ：《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31 页。
11.《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永乐八年九月壬辰”条 ；卷一百三十五，“永乐十年十二月丙寅”条；卷一百三十七，“永乐十一年二月戊午”条；卷一百四十，“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条 ；卷一百四十七，“永乐十二年正月壬午”条，等等。另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47、151、152、154、155 页。
12.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 ：《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38 页。
13.《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己巳”条 ；卷八十七，“洪武七年二月戊戌”条 ；卷八十九，“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条。另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0、26-29 页。
14.“永乐六年四月庚子，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金、彩币、佛像等物……”《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另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明实录藏族史料》（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7 页。
15.参见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 ：《早期汉藏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136-153 页。本书有专章探讨明代永乐、宣德藏式造像。
16.崇德八年五月赠达赖、班禅等礼物有金碗、银盆、银茶筒、玛瑙杯、水晶杯、玉杯、玉壶、镀金甲、玲珑撒袋、雕鞍、金镶玉带、镀金银带、玲珑刀、锦缎等。参见《清实录》第二册《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85 年， 第 888-889 页。
17.“ཉེར་ལྔ་ལ་གོང་ནས་གསེར་དངུལ་གྱི་མཎྜལ་རྒྱལ་སྲིད་སྣ་བདུན་བཀོད་པ།དཀར་ཡོལ། གསེར་ལས་གྲུབ་པའི་དཀར་སྟེགས། བཟེད་ཞལ། སྤྱི་བླུགས།སྡེར་མ་འབྲུག་འཕུལ་བའི་ཁྱད་མཚར། སྤོས་ཕོར། དུང་ཆེན། རྒྱ་གླིང་དང་ བཅས་པ། འཕན། གདུགས། རྒྱལ་མཚན། བ་དན། ཉི་ཡོལ་སོགས་ཏི་ཤྲིར་ འོས་པའི་ཆས་རྣམས་གནང་བར་ནང་བློན་ཀ་པ་ལ་ཨ་མ་དང་ཨས་ཁན་ཨ་མ་ཅན་ཁ་ཤས་བྱུང།”参见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ཟ་ཧོར་གྱི་བནྡེ་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འདི་སྣང་འཁྲུལ་བའི་རོལ་རྩེད་རྟོགས་བརྗོད་ ཀྱི་ཚུལ་དུ་བཀོད་པ་དུ་ ་ལའི་གོས་བཟང་ལས་གླེགས་བམ་དང་པོ་（རང་རྣམ་ཅ།） 选 自 གསུང་འབུམ།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ནམ་གསལ་ སྒྲོན་མ། 2007 年，第 5 函，第 387 页。汉译本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 ：《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 年，第 32-33 页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等译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42 页。
18.“ཚེས་བཅོ་བརྒྱད་ལ་……གོང་ནས་གསེར་སྲང་ལྔ་བཅུ་ལས་གྲུབ་པའི་མདོང་མོ་ གཉིས་དང་ཀ་ཏོ་ར་ཆ། གསེར་སྲང་ལྔ་བརྒྱ། དངུལ་གྱི་མདོང་མོ་བརྒྱད་དང་ཀ་ཏོ་ ར་བརྒྱད། དངུལ་སྲང་ཁྲི་ཚོ་གཅིག སྲང་སྟོང་ལས་གྲུབ་པའི་དངུལ་ཁོག་ཆེན་མོ། གོས་ཡུག་སྟོང་ཕྲག་གཅིག གསེར་སྒ་བཅུ། སྟག་གཟིག་གི་པགས་པ་དང་ནོར་ སྲམ་སོ་སོར་བཅུ་རེ། ཇ་ཀོ་དྲ་བརྒྱ་ཕྲག་སོགས་རྫོང་བའི་གནང་སྦྱིན་ཤིན་ཏུ་རྒྱས་པ་སྩལ། རྒྱལ་པོའི་ཡུམ་ཐའི་ཁོས་གསེར་བརྒྱ།དངུལ་སྲང་སྟོང་། གོས་ཡུག་བརྒྱ་ རྣམས་བསྟར། ” 参 见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ཟ་ཧོར་གྱི་བནྡེ་ངག་དབང་ 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འདི་སྣང་འཁྲུལ་བའི་རོལ་རྩེད་རྟོགས་བརྗོད་ཀྱི་ཚུལ་དུ་བཀོད་པ་དུ་ཀ་ལའི་གོས་བཟང་ལས་གླེགས་བམ་དང་པོ་（རང་རྣམ་ཅ།） 选 自 གསུང་ འབུམ།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 ནམ་གསལ་སྒྲོན་མ། 2007 年，第5 函，第 396 页。汉译本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 ：《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 年， 第 33 页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等译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47 页；《清实录》中仅记“顺治十年二月……乙卯……赐宴，并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较为简略。参见《清实录》第三册《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72 页。
19.“༤༧ གོང་མ་ནས་གསེར་དངུལ་གྱི་མཎྜལ། རྒྱལ་སྲིད་སྣ་བདུན། ཞལ་སྟེགས་ ཉེར་སྤྱད། རོལ་ཆ། གདུགས། རྒྱལ་མཚན། མཆོད་རྫོས་གནང་ཆ་རྒྱས་པར་ གནང་བ།”中国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编著 ：《布达拉宫壁画源流》，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 年，第 93 页。
20.《清实录》第三册《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20 页 ；参见张羽新 ：《清政府和喇嘛教》，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1 页。
21.《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七。参见张羽新 ：《清政府和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1-113 页。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172-176 页。《八世达赖喇嘛坐床并御赐物件清单》（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宫中进单）。另据《清乾隆帝为坐床事给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敕谕》，“……随敕赏尔纯花大佛挂图一轴、哈达一条、装净水银花瓶一个、银脚玉耳碗一只、银坛场一座、珐琅八瑞相八吉祥各一份、西洋宝石转轮一对、深蓝玻璃五供一份、通人冠一顶、袈裟一件、七经衣一件、五经裙一件、经垫一块、紧身服一件、腰带一条、披单一块、巾束一副、珍珠十四颗装饰之腰带二条、黄缎貂皮袄面一件、珊瑚佛珠一串、银桶一个、银茶壶一把、小银茶碗一只、黄缎手支棍靠背坐褥一套、黄花大荷包一对、绣花小荷包四対、深蓝玉如意一支、玉扁方花瓶一个、碧玉酒瓶一个、华盖顶幔一副、金边珐琅器皿一双、珐琅宝瓶一个、四花瓣形珐琅器皿一个、珐琅油灯一盏、珐琅大小碗各一对、珐琅盘一双、珐琅大器皿一对、搪瓷盆一个、搪瓷桶一对、搪瓷开关盒一个、白玻璃磨花大器皿一对、珐琅长颈小水瓶一对、暗黄玻璃香灯一盏、暗黄玻璃碗一只、暗黄玻璃橄榄花瓶一对、宝石花酒瓶一对、玻璃花酒瓶一对、片金缎九匹、普通缎九匹、大哈达九条、各色哈达九条、小哈达三十条、银一万两，一并交送。特谕。乾隆二十七年正月。” 甲央、王明星 ：《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四册，朝华出版社，2000 年，第 42-43 页。
23.刘若愚 ：《酌中志》卷十六。参见黄春和 ：《明代永乐宣德宫廷藏式金铜佛像》（上），《收藏家》，2003 年第 4 期， 第 20-25 页。
24.参见苏航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家族与世系——以 < 西天佛子源流录•佛子本生姓族品> 为中心》，《民族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81-90 页 ；张润平、罗炤 ：《< 西天佛子源流录 > 与班丹扎释的贡献》，《民族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2-108 页 ；贾维维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北京活动及相关史事活动再考——以 < 西天佛子源流录 > 为据》，收录于《文本中的历史 ：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73-598 页。
25.陈循 ：《芳洲文集续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28 册，据南京图书馆明万历四十六年陈以跃刻本影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转引自张润平、罗炤 ：《< 西天佛子源流录 > 与班丹扎释的贡献》，《民族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2-108 页。《西天佛子源流录》（全名《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成书于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
2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05-106 页，《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
27.昆冈等修 ：《大清会典事例》第一二册，卷一一七三，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年，第 674 页。另参见朱家溍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
28.如雍正时期，养心殿造办处最高级的管理人员有怡亲王、庄亲王、裕亲王、信郡王。转载自朱家溍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29.转载自朱家溍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第 1-2 页。
30.昆冈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一四，《内务府•造办处职掌》， 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年。
31.转载自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 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第 1-2 页。
32.罗文华 ：《龙袍与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第416 页。
33.王家鹏 ：《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 年第 3 期，第 69 页。转引自《活计档》，第 3567-3570 号。
34.王家鹏，《故宫雨花阁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1 期，第 52 页。转引自《清内务府养心殿早办出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35.王家鹏，《故宫雨花阁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1 期，第 53 页。转引自《清内务府养心殿早办出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四十四册（乾隆四十五年起乾隆四十六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96-197 页。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四十五册（乾隆四十六年起乾隆四十七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32 页。
38.罗文华 ：《龙袍与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第416 页。
39.罗文华：《龙袍与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第 421 页。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四十四册（乾隆四十五年起乾隆四十六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84 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五十三册（乾隆五十六年起乾隆五十七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38 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五十三册（乾隆五十六年起乾隆五十七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802-803 页。
43.《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另如唐显庆二年（657），“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 等，并有人骑。并献金瓮、金颇罗等。”《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唐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向唐朝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列传上 ；“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贡献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帝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 朝贡四、《旧唐书•吐蕃传》；唐元和十二年（817），“吐蕃使论乞髯献马十匹，玉腰带二条，金器十事。”《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97 页。该书对吐蕃向唐朝进贡金银器的史料加以系统梳理。霍巍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 年第 1 期， 第 90 页。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四十五册（乾隆四十六年起乾隆四十七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0 页。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四十五册（乾隆四十六年起乾隆四十七年止），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1 页。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造办处活计档》胶片 90，案卷号 3423 ；胶片 110，案卷号 3517 ；胶片 90，案卷号3423。转引自罗文华：《龙袍与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第 399、4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