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学科再思考

万 果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41）

　　藏族文化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一直以来,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典籍文献和多样的民俗,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藏族文化也以其自成体系的文化单元,形成国际显学研究中的藏学研究,并一直以来,与敦煌学、蒙古学、突厥学等学科并驾齐驱,成为极具民族特色与个性的文化。

　　众所周知,“藏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是从19世纪匈牙利人乔玛(1790—1842年)编著《藏英词典》《藏文文法》和《藏文大藏经目录》,开启了西方藏学之门,从此伴随着西方人对藏族文化,尤其是宗教的研究,逐渐形成的一个国际化的研究话题。从2016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举办的第十四届国际藏学大会以及往届的国际藏学大会来看,西方藏学研究以其政治性和文化性一直以来势头不减。在学术研究领域,学科分类逐渐趋向专业化,跨学科研究与文本纵深研究双重并举,这也说明,西方藏学研究除了外在的政治特殊性以外,在藏族文化研究方面,依旧遵循注重语言文字、文献典籍及环喜马拉雅区域文化研究的传统,尤其在宗教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考古艺术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国外藏学研究中涉及藏学的博士学位的论文,就逐年呈现递增现象。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藏学研究中宗教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比例不断增加,“反映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藏学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学术与政治的联系。”[1]21世纪,西方藏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门类逐渐增多,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在民族文化走廊和民族边界互动的区域民族关系研究正成为西方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也充分体现了藏学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特点。

　　“藏学”,作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泊来品,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对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与诠释过程,但无可争议的是,藏学的故乡是中国,我国的藏学研究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生态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来,我国的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201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共有三百余位国内外学者参加,19个专题研讨围绕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对西藏可持续性发展等专题进行讨论。既有国际视域下的南亚文化通道建设方面的大文化探讨,又有专项的贝叶经研究、宗教文献研究等立足文化本身的内部结构和特色研究,充分展示了我国藏学研究文化自信、学术自信,关注现实、注重合作交流的新态势。

　　目前,我国的藏学研究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对其学科概念的界定,学科特点的把握,对学科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的进一步研究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与研究,但到目前为止,确立的学科理论基础还存在着“各抒己见,各执一词”的现象,藏学与其他相邻、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归位,藏学的内涵与外延还需准确的界定。对此,有必要对藏学学科目前的概念、内涵和界定作一回顾与分析。

　　一、关于“藏学”的概念界定与内涵

　　关于藏学的定义,作为我国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刊物——《中国藏学》在1988年的创刊号中,对藏学进行了这样的界定:“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但也包含一部分自然、社会科学的内容。”[2]

　　随后,部分学者专家亦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是:拉巴平措认为:“对于藏族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对其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其过去、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对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研究等等,综合起来就称之为藏学研究。”[3]王尧认为:“藏学是一门对象单一而范围广泛的学科,是学术性和意识形态并重的一门学科。”[4]格勒认为:“藏学是由历史、语言、宗教、政治、艺术等各种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5]

　　以上诸多观点的共同性就是确立了藏学是个学科的概念,对其内容包摄广泛,涉及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丰富性内涵、学科特点予以确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我国藏学探讨学科理论,回顾研究历史,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名称、概念、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学科特点进行阐述、归纳与界定的时期。许多老一辈藏学家以自己丰富的治学经验,立足于藏族文化在区域分布上的广阔性和传统学科上的独立性等特点,提出了中国藏学的基本学科思路与研究方法。九十年代以来,藏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相继出版了闻国根的《藏学入门》[6]《谈谈传统藏学的学科体系》[7],杜永彬的《中国藏学现代化之路》[8]《藏学,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9]等著作。先后提出“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大众藏学”与“精英藏学”等概念。对藏学学科的特点、研究方法进行了学理层面上的分析,使藏学学科的建构逐渐趋向清晰。随后,2004年王尧的《藏学概论》出版,重点论述了藏族传统学科中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艺术、天文历算等学科在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书中虽未涉及学科理论探讨,但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属清晰、明确。2003年《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10]出版,专门论述了藏学概念、学科特点、研究范围与对象,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藏学史,对藏学研究历史的总结陈述,对藏学历史分期的界定,以及涉及的传统与现代学科的分类,为学科体系结构模式的进一步建构提供了思路。这些研究成果同时也彰显了藏学研究的立基点是历史悠久,书写丰富,包罗万象的藏文文献典籍的特点,对藏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交叉、互动的研究方法得以肯定。

　　以上对于藏学概念的界定,在突出藏学学科特点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误区,比如,很多研究者认为凡是涉及藏族问题的,一律置入藏学这一学科之内,看似突出了学科的民族性,但却淡化了学科的学术性,以民族替代学科。有人形象地比喻为“藏学口袋”,入袋者皆藏学,形成“泛藏学”化现象。这种现状若不进行学理上的梳理和学科上的归位,就会导致入行门槛降低,学术功利性增强,民族情感替代学理探讨,以及藏学与相邻、相关学科之间“大串联”等一系列弊端,从而造成对藏学“肌体”的损伤。

　　二、以“狭义藏学”“广义藏学”理顺学科关系

　　学科是学问的学术分类。一般条件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二是必须有严密的逻辑化体系的知识系统,也就是说必须遵循学科内在的知识逻辑;三是必须有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

　　我国现行的学科门类中,与藏族文化相关的学科分类中的专业设置有三个:

　　一级学科:语言学,下设中国少数民族语文学专业,专业下设藏语文研究方向。

　　一级学科:文学,下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专业下设藏族文学研究方向。

　　一级学科:民族学,下设藏学(二级学科)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正式将藏学列为国家二级学科,与一级学科民族学下属的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史、民族志、民族问题与理论等学科并列二级学科。1998年以前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中都将藏学列为一级学科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1998年起被取消。

　　民族高校是藏学人才培养的基地和藏学研究的重要机构。目前,我国民族高校藏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基本上就是在这一学科分类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藏学研究的繁荣与支撑藏学基础研究的藏语言文学学科存在发展不对称的现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以藏语文为交流和书写工具,以传统的“大小五明”研习为主要内容,凸显民族文化和学科知识体系特色的藏语言文学专业面临着新的挑战。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其中明确宣布:“藏学已成为一门公认的世界性新兴学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大大突破了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的范围,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科学,成为对藏族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白皮书》对藏学综合性学科的“宏大”,包摄内容的广泛和已突破传统“大小五明”范围特点的阐述。促使藏学与藏语言文学学科关系的理顺,对确保藏语言文学专业在其归属的学科体系内,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突出语言文学学科的传统特色优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笔者提出“广义藏学”和“狭义藏学”的概念①

　　众所周知,藏学的内涵是基于传统“十明”学科为主轴的体系之上。这个学科体系主要以古印度的知识结构分类为依据,通过13世纪藏族学者的引介进入藏族地区,与藏族文化经过不断的整合、融汇与改造后,形成了具有藏文化特点的“十明”学科,并成为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学科以“内明”佛学为统摄、其他学科为辅助,通过教化目标的设立而形成的独特的学科分类体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完善的教育机制,得以传承发展,培养了众多的学者,撰写了卷帙浩繁的文献。今天,藏学研究的基础和立足点依然是这些历史文献典籍,这也是藏学这一概念得以成立之根由所在。对此,笔者认为,以“大小五明”为内容的传统学科是“狭义藏学”的主要内涵。“狭义藏学”,依托传统“十明”学科体系,以藏语文为主要研究工具,通过研究声明、内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培养藏学人才,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

　　“狭义藏学”的学科思路,充分依据了藏族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构的“十明”学科体系的理论思想和文献基础,以遵循学科的学术性为前提,顺应现代学科的发展,按照“大小五明”的学科分类,把相应的学科归入我国现行的学科目录的分类当中,比如:

　　声明学,归入一级学科语言学学科范畴,包括传统语法《三十颂》《正字法》《字性组织学》等相关知识体系,研究人员必须进行系统的藏语言、文字的基础学习与训练,掌握藏语语法规律和书写特点。同时必须掌握现代语言学学科的相关知识,有比较研究的能力。

　　内明学,归入一级学科哲学范畴下的宗教学,这是藏族传统学科中内容深厚、文献庞大,其思想浸融到其他诸多学科当中的藏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从业研究人员必须有良好的藏传佛教基础知识和丰富的综合学术修养和能力。入行门槛高,大多数学者终其一生,探究其义理。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宗教学知识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手段。

　　因明学,归入一级学科哲学学科中的逻辑学范畴,藏传因明学“体大思深,索解为难”,在传统学科中以其“研核真伪”,“新学不惑”的学科特点开创立宗答辩之术,形成了贯穿五明的逻辑推理论证的方法,据其学科特点归入哲学学科。

　　工巧明,涉及工艺技术,因其学科本身性质比较特殊,由此涉及绘画、雕刻、雕塑、造型艺术类的归入艺术学科,其他建筑技艺部分归入建筑学。

　　医方明,归入医学、药学学科。传统藏传医方明本身学科体系完备,文献丰富,理论完善,实践经验丰富,可分别归入一级学科中医学下的民族医学范畴。

　　“狭义藏学”中不包含“五明”学科中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的部分,除突出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标准外,以学科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避免出现藏学研究打学科“擦边球”的现象。

　　“小五明”中的修辞学、韵律学、辞藻学归入文学一级学科,戏剧归入戏剧学,天文历算归入自然学科。

　　传统的“十明”学科体系因源于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学科体系而建构,所以与现代学科体系比较,存在着切实的差别。如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等学科,虽然在藏地有着丰富的文献载体和比较成熟的分类模式,但一直游离在“十明”学科之外。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学科内容分别归入一级学科中国史和其他相对应的学科内。

　　确立“狭义藏学”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求研究者掌握良好的藏语文基础,有较好的文献通读、书写和诠释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避免从事藏学研究者不能面对第一手资料的尴尬。

　　以传统“十明”学科为主的“狭义藏学”具有丰富而庞大的文献基础,这既是认识和研究藏族社会文化的人文背景,又是理解和把握藏族文化的根本。正确认识“狭义藏学”,在藏学研究工作中既能从政治层面上有力反驳西方所谓的“语言消亡论”,又能确保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弘扬。

　　“广义藏学”,是指“十明”学科中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的内容和藏学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与其他学科交流交叉产生的一些新学科知识内涵,诸如在文学、语言、历史、宗教、地理、医药等学科中涉及历史文化现状及发展的部分。“广义藏学”在研究上突出现代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研究方法上突出拓展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从“狭义藏学”的“十明”范畴拓展到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文种上除传统的藏汉两文外,拓展到英、法、德、俄、意大利等文。

　　“广义藏学”概念的确立,可以打破“十明”体系架构的外围,拓宽“藏学”的外延,借鉴或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产生。

　　三、理顺学科关系突破藏学研究中的语言单一性局限

　　无论是“狭义藏学”,还是“广义藏学”,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者至少必须掌握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能力,这是入行的必备条件。藏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问,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要入流需要有许多必要的前提条件,譬如:懂得藏语文就是一个首要的前提。其次,需要接受至少一种学科的专门训练,如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人类学等。[11]藏学研究目前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仍然是记录藏族社会历史文化方面存量最为丰富的藏文文献典籍,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藏文典籍都未能翻译成其他文种,已经翻译的也是九牛一毛,对此,藏学研究要出新成果,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这些原始的藏文文本当中,像历史学那样“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一个民族的文化制度、历史事件、民族心理都离不开对这个民族语言的深入研究。目前,跳过语言文字,不懂藏语藏文的“藏学”时代,应该值得反思和警醒。

　　众所周知,许多老一辈藏学家在语言文字的学习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潜心自觉学习藏语藏文,深入文化现场,体悟和感受文化。像老一辈藏学家吕瀓、于道泉、郭和卿、刘立千、杨化群、王尧、王沂暖等,他们不但精通藏语藏文,学术研究立足于第一手资料,而且著作大多自成一家,独领风骚。因为他们深知“语言是理解之母”的根本道理。我国著名的学者陈寅恪,一生致力于佛经解读研究,他精通多种语言,有些还是已经死去的语言。他在佛经研究中借助语言的比较优势,掌握佛典内部语言的变化规律,以此佐证历史,他的研究成果,许多方面无人可及。在对待民族文字方面,陈寅恪在《致妹书》中写到:“我今学藏文甚有趣,因藏文与中文属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因藏文学科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12]这充分说明,离开藏语文的藏学研究,必定先天不足,如果我们现在的藏学入行者仍不重视语言文字,游离于第一手资料之外,在所谓的理论上标新立异,势必会导致藏学研究远离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树立的学术之道。与此同时,藏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要求中国藏学研究在走汉藏兼通之路的同时,还要有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能力。这一方面藏族现代著名学者根敦群培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精通藏、英、梵、僧伽罗、汉语等多种语言,游历南亚12年,深入印度文明的腹地及周边国家地区,进行文化考察与比较研究,在宗教、历史、民俗、语言、文学、艺术等十个学科领域,成就非凡,成为一代宗师,名垂藏史。语言优势带来的“复合思维”,“比较视野”使他在所研究的领域中做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四、理顺藏学与藏语言文学学科关系确保在归位的学科中健康发展

　　藏学虽然拥有独立而比较全面的传统学科体系和丰富的文献载体,但现代学科中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和注重田野调查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已经全面介入藏学研究领域。这就需要研究者树立学科意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和研究手段。目前,藏学与学科关系最为紧密的藏语文学之间,因关系未得到理顺,一直以来,彼此之间出现学科界定与归属上的叠积与串联现象。二者关系的理顺,不仅直接影响到藏学内涵与外延的确定,而且也关系到藏语言文学学科本身如何处理目前专业单一、传统学科萎缩、学科互动不平衡等问题。

　　藏语言文学专业作为目前我国民族高校的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自开办以来,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藏学人才,成为民族高校的品牌学科。多年来,在传承文化、保持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功不可没。但随着学科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冲击,面临着诸多挑战与调适。“语言文学至上”的学科观念,局限于文本解读和阐释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对学科认识的偏颇。由于多学科互动,多视域借鉴的研究方法运用有限,藏学、藏语言文学和民族学之间缺乏有效互动,从而导致专业设置单一,办学模式雷同、优势特色不明显。对此,“广义藏学”和“狭义藏学”中的学科归位思路,对解决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可提供借鉴。

　　在藏语言文学学科领域,按照“狭义藏学”思路,就是立足传统“十明”的学科体系,以藏语文为主要教学研究工具,继承传统学科在文献典籍解读、文本阐释方面的优势,在纵向研究方面加大力度,确保传统学科后继有人,凸显传统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优势。在高校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重点加强语言文学等优势传统学科,强化该专业本科学生对语言文学的全面掌握,夯实基础。并通过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专业培养,培养精专人才。

　　在藏学研究领域,“狭义藏学”注重基础研究,继承藏族传统学者在“十明”学科研究中形成的立足文本,精研细读,贯通“十明”的研究方法。发扬工具优势,在纵向研究上力争新的成果出现。我国老一辈藏族学者在这一方面,树立了许多典范。如著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才旦夏茸、毛尔盖∙桑木旦、多吉杰博、恰白∙次旦平措、钦绕沃色、赛仓-罗桑华丹、多识、土登尼玛等,他们在藏族传统“十明”学科中的佛学、文学、语言学、因明学的文献整理、文本阐释、文学理论探讨、因明逻辑论述等方面成绩突出,著作等身。这些学者致力于传统基础学科持之以恒的研究,因精通藏语言文字,又兼通梵语,纵横捭阖,贯通“五明”。其中,像东嘎∙洛桑赤列、才旦夏茸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又不拘一格,不断吸收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交叉研究和多视角研究方法,创作了《东嘎藏学大辞典》[13]《西藏通史-松石宝串》[14]《诗学修辞明镜》[15]等,这些著作代表了在基础研究方面既有深厚传统学科素养,又兼通现代研究方法的藏学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五、理顺藏学与民族学学科关系突出藏学“和而不同”的学科特点

　　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视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其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类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目前,它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藏学是在传统“大小五明”学科研习传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人文社会学科。藏学以“大小五明”及其文化表现形态为主要对象,继承传统,结合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全面探究藏族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藏学与民族学两个学科,在内涵和研究方法上比较,都有较大的差异。在学科内涵上,藏学文献基础庞大,学科门类齐全,且呈独立体系,但学科理论比较薄弱。1998年以前,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学科分类体系中,藏学属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与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史、民族艺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策同属二级学科。1998年后,藏学学科从目录中被取消。有些民族高校为了专业设置需要,在目录外自行设置了藏学学科。这种设置,虽属无奈之举,但同时也说明藏学学科本身体系庞大,涉及的学科内容极为广泛,同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对以“大小五明”为代表的独立学科体系和以文献典籍为载体的藏学,在学科内涵和研究方法上已不能包摄和整体驾驭。若从学科内涵来看,藏学学科重新进入目录内的条件已完全具备。

　　这种目录外设置的藏学学科,因学科归属不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理顺不畅,导致“泛藏学化”现象出现。笔者认为,无论是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藏学,还是目录外设置的藏学,仅仅是以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发展和现状等文化表象特征为主的“广义藏学”的内容,以及藏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的部分。而涉及到学科本身内部深层结构和核心体系部分的研究应归属于前文所讲的“狭义藏学”范畴。在各自所属的学科内遵循该学科的基本规律,健康发展。

　　“狭义藏学”和“广义藏学”概念的提出,可避免目前以民族划分学科,以民族替代学科的弊端。以民族替代学科就会出现“藏族伦理学”“藏族人类学”“藏族文献学”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学科名称。按“狭义藏学”的界定,伦理学、文献学、人类学、戏剧学等学科与藏学学科中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是包摄与被包摄的关系。藏族伦理学的研究者,必须在掌握伦理学学科基础知识内涵的前提下,在藏族文化有关伦理道德的民族性特殊认识与表达方面研究其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并非是以其民族文化特殊性而凌驾于学科之上。与此同时,研究民族经济的学者必须兼通经济学与民族学,不能以民族经济逾越经济学的一般学科规律。以学科替代民族,使学术研究各归其学科范畴,在各自所属的学科领域内遵循该学科已形成的特有的概念、原理、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方能保证学科健康发展。

　　理顺学科关系,使藏学研究在遵循“狭义藏学”以藏语言文学为基础的学科之上,吸收“广义藏学”中与现代学科以及文化相关的学科内容,在研究工具运用中,突破单一的文种局限。在学科建设方面,既遵循藏族传统“十明”学科体系已成熟的系统学科模式,又遵循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为主的方法论,使藏学在学科主导的框架内繁荣发展。

　　结 语

　　藏学,目前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以其政治性和学术性并重的特点,成为国际性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作为藏学的故乡和藏文化的资源大国,藏学研究在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文献、文学等研究方面不仅不断凸显学术话语权与权威性,而且藏学研究的内容更加趋向专业化和精准化,学术话语平台上的多语言交流趋势明显,深入细致的文献文本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具有“营养”的成果。藏学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对藏学学科内在逻辑的遵循对学科本身的发展至关重要,理顺学科关系,确立学科优势,在“狭义藏学”的内涵研究中,凸显传统“十明”学科优势,立足文献典籍丰富的文本,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纵深发掘藏学文献资源。在藏学人才培养中,通过对狭义的藏语言文学和广义的藏学之间的甄别,考察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以藏族传统学科优势特色为立足点,依托一级学科,凸显“专”与“精”的纵深研究方向,同时,在“广义藏学”的指导下,吸收藏学与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使藏学研究在我国真正成为既立足于传统“十明”学科为主轴的学科体系之上,又兼容现代学科理论与方法,传统与现代并举共融的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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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赛仓·罗桑华丹.赛仓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本文原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