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传入的过程就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相适应，结合形成独具本土特色宗教的过程。

　　中国佛教适应中国政治传统，形成了政主教从的模式。在传统印度，《梵网经》云：“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北魏沙门法果称武帝是当今如来，带头跪拜皇帝，并声称：“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此后，历代高僧逐步把中国儒家的君臣纲常融入佛教，发挥辅助王化的作用，这是对佛教进行的一种本土化改造，是佛教中国化在政治适应层面的体现。

　　中国佛教实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创新。源于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种“出世型”宗教，与儒学强烈的“入世”倾向格格不入。佛教意识到，如果过多强调脱尘离俗，注定会被抛弃，很难在中国扎根立足。佛教不得不自我调适，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注重出世，逐步发展成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佛教不断吸收、融摄儒家的入世精神，注重纲常人伦，注重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如六祖惠能在《坛经》中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净，即时西方。”“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同时，佛教也吸收道家思想，如禅宗强调的求顿悟、重体验等就是吸取了道家哲学思想的养分。

　　此外，中国佛教实现了制度创新，创立了丛林制度。“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丛林”即禅宗寺庙，它不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而是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并逐渐普及的。禅宗寺庙的规模化兴建和规范化运转，始于马祖禅师。随后，怀海禅师创制了《百丈清规》，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用清规把一边参禅、一边劳作的方式固定下来，主张农耕与参禅并重，改变了以乞食布施度日的印度式修行。

　　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可以看出，佛教是在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基础上进行了传承与创新，形成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当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唐朝，来华蕃客“住唐”不归而形成“蕃坊”，当时的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如唐宣宗时就有来华的穆斯林后裔李彦升考取进士，被称为“形夷而心华”的人。

　　“元时回回遍天下”，出现了一些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穆斯林学者，如元代著名的穆斯林儒家学者赡思丁不仅在云南修建了第一座拜祀孔子的文庙，而且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等著作传世。

　　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及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出现了以儒诠经运动，我国涌现出一批精通伊斯兰哲学与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大批汉语撰写的著作，如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马注的《清真指南》，马德新的《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等。他们以儒释经，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与儒教思想相融合，把伊斯兰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纳入中国人的认识范围之内，主动融入中华文化，最终建立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伊斯兰教。

　　如刘智在《天方典礼》所说：“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刘智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阐释伊斯兰教的“五典”说，阐述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方面的人伦关系。诸如此类以儒家经典思想诠释伊斯兰教教理教义的做法，使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具备了可能性。

　　同时，明清知识分子十分注重如何处理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明清四大伊斯兰汉文译著家之一的马德新在遗嘱中说道：“在中国国位为先，教位次之，先复国而后复教。国正天心顺，教正国安宁。凡我后生，须忠于国，勤于教，恪固诚一。”他正确地定位了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先后顺序，并指出“教正”对于国家安宁的重要性，将爱国与爱教进行有机统一。这些穆斯林学者调和了国家与宗教二者之间的矛盾，为教育和引导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树立了良好榜样。

　　“以儒诠经”这一汉文译著活动标志着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又符合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特有的人文思想体系的形成，加深了中国穆斯林对中国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拥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民众基础，真正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这一历史文化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索。我们要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不动摇，重在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浸润，伊斯兰教与时俱进地同我国国情、社会制度、主流文化等进行对接融合，实现健康传承发展。

　　基督宗教在华传播，数起数落、历时弥久。第一次唐朝“景教”的传入和第二次元代“也里可温教”的传入，虽然都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但是因为自始至终没有与中国的文化发生实质性碰撞，所以在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

　　第三次，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走上了一条本地化的道路，采取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如倡导与儒家思想进行对话，采用中国词汇及观念来翻译天主教经典，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解释成“天”和“上帝”，试图建立跨宗教对话的基督宗教神学；接受大部分中国礼仪及风俗，如祭祖和敬孔，容许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等，得到了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士大夫的认同，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儒家基督徒。

　　后来，因为天主教不同修会对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逐渐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如中国人的祭祖、祭孔活动，其性质究竟是宗教还是习俗；能否用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和“天”来称呼基督宗教的“上帝”。“礼仪之争”揭开了百年“禁教”序幕。1720年，康熙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与中华文化的冲突对立，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次遭到重创。

　　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伴随着列强入侵而进入中国。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支持列强动用武力打开传教大门。这些传教士强调基督教的绝对性，突出单向性的征服与“传入”。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不屑及强烈的唯我独尊意识再次造成了文化冲突与对抗，各地先后发生了近千起民教冲突的“教案”。这导致中国社会上下对基督教十分反感，称其为侵略的帮凶。

　　与之针锋相对，中国知识阶层也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方式持续开展非基督教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梁漱溟、胡适、陈独秀等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出发来抵制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宗教的上述传播历史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充分尊重中华文化、自觉融入中华文化，宗教才能在中华大地上立根生长，不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