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分布看，康区是指西藏鲁贡拉山以东、四川大渡河以西、青海巴颜喀拉山以南、云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看，大约包括现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部分、凉山彝族自治州一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即现在简称的“康区三州一地”地方。康区因紧邻四川、云南一带，成为历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交流沟通的主要孔道，在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藏汉文字记载的史籍表明，康区与内地不仅土地相连，而且交流频繁密切。相比于传统卫藏地区，康区由于紧邻内地，更早就与中央王朝产生了政治上的联系。早在西汉汉武帝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沟通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司马相如派遣唐蒙等开通前往“西南夷”的通道，这是正史对于川康与中央王朝交流的较早记载。及至唐、宋，康区与中央王朝政治上联系已经密切而稳定，中央王朝设置羁縻府州，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刺史、都督，康区的地方首领纷纷归附中央，并以朝贡的形式维持与中央王朝的经济联系。而卫藏地区则是在元代正式隶属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下。从这个角度而言，康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更为久远。

　　考察地理环境可知，西藏一地自北而南有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等山脉的环绕。相比之下，东部的康区则位于青藏高原同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也使得康区成为同内地交流的通道。实际上，就地理交通条件而言，位于横断山区的康区，内部沟壑纵横，但在高山峡谷中形成众多天然河谷，这些河谷地带，不仅是南北民族频繁迁徙的主要通道，还是历史上西南各民族交往互动的主要场所。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容易形成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区，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差异明显，常常造就“十里不同俗”、族群之下支系较多、同一民族语言“地脚话”多样的文化面貌，这也是康区文化多样性突出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康区民族分部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的多元局面。

　　早在1978年，费孝通就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指出康区是“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概念一经提出，得到了学界的强烈反响。此后的四十余年里，学界因循这一思路，在“走廊”范式下不断探索，对藏彝走廊理论阐幽发微，同时结合西南考古、传世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取得了多学科、交叉学科的诸多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

　　汉藏文化交流是西藏与中原文化关系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学术界的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研究对象。在这些学术成果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论述，举其要者，如《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文化交流看藏汉关系》《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等宏观研究的论著，也有《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等微观领域的成果。

　　此外，茶马古道作为西藏与内地沟通的重要载体，亦得到了学界较大的关注，积极进行了历程厘清、学理阐释与开发对策的建议。

　　其二，西藏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研究。

　　此类研究关注到了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论证了藏族社会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1960年代的《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一文，阐述了唐朝与西藏早期和亲的历史，算是较早的一篇。马大正《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一文，则系统论述了唐蕃关系早期的发展状况。其他的研究，《自古不可分割的汉藏关系》《主体论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等论文，则从宏观层面将不可分割的汉藏关系进行了全面概括。

　　而微观层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如探究唐、宋时期川西北的羁縻政策，系统论述清代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情况；或者从宗教层面梳理清朝的治藏措施，关注到晚清民国时期赵尔丰、尹昌衡等人在川边的政治经济改革，概括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等。上述学术成果，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其三，民族走廊中族群间交流互动的研究。

　　费孝通提出民族走廊理论之后，经研究者的充实扩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热点。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是中国境内重要的三条走廊，每一个走廊的历史都展现出族群分化、整合以及重组的族群互动模式。

　　有学者对民族走廊研究的方法路径进行了系统归纳，对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作充分论证；还有学者从现代信息技术的角度，将民族走廊研究的学术脉络进行梳理，对领域知识生产进行全面回顾。除此之外，从不同层面论证了民族走廊族群间交流互动的情况，亦见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除了上述大致学术综述之外，涉及每一个具体研究论题的学术现状的回顾，本书各章前部，将予以简单说明。

　　本书实为笔者已经发表对于川康近代史研究论文的结集，根据论文内容，分为政治联系、社会文化交流、经济交往等3篇，合计11章组成。全书从西康省成立的划界、1930年川边与西藏地方产生第三次康藏纠纷的原因、康区的政教关系、康区社会的民族与跨民族交流、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康区的农业改进及其实际成效、川藏茶马古道及其文化价值等具体研究，阐释了近代以来川康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情况。

　　在第一部分“政治联系篇”中，笔者重点选取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川康的“大白事件”、西康建省划界时部分地区隶属问题的纠纷等典型事件为突破口，从微观视角论述了近代川康地区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分析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复杂政治局势，对中央政府、地方军阀、宗教势力、土司头人等不同政治派别的社会影响作了梳理。第四章则以川康实力派刘文辉为中心，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以及川康地区的政教关系，指出藏传佛教在川康地区政治运行中独特的地位和影响。总体而言，本篇尝试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综合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将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相印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以川康间的政治纷争、西康建省、川康地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近代川康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例为纲，梳理近代川康政治的演变态势。

　　“社会文化篇”是第二部分，在此部分中，笔者根据多年的考察研究，依据地方档案资料，对近代川康重镇——昌都的民众社会生活进行较为全面地梳理，这一地区民众的社会职业、社会组织以及民众日常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均有所涉及。民间信仰是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康区作为多民族往来迁徙的孔道，历来便是多民族交融的地区，文化在此交汇，民间信仰多元，不仅神灵种类众多，而且不同信仰的由来庞杂，具有浓厚的民族地区特色。本篇汇聚了笔者近年的田野调查成果，以及收集到的档案史料，对这一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概括，分析民间信仰对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丰富精神生活、参与社会教化等方面产生的作用。此外，本篇还选取了《义敦县乡土教材》作为个案，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内容进行梳理，保留了教材原貌，呈现一个较为原始的乡土教材面貌，反映当时的康区社会的多个面相。

　　第三部分“经济交往篇”，由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与成效、川藏茶马古道的产生及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川藏茶马古道的文化价值等内容构成，着重论述川康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自唐、宋兴起并迅速发展的茶马贸易以茶马古道为基本依托，成为历史上沟通藏族聚居区和内地的重要桥梁。这种密切的汉藏交流客观上促进了藏族聚居区与内地的来往和联系，川康地区的许多市镇，如康定、理塘、巴塘等，均是汉藏贸易中的重要交通点。从这个层面而言，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便是理解川康经济交往的重要窗口。在本部分，笔者也对川藏茶马古道的开发，提出了某些建议。

　　中国社会史研究，最近几十年来，开始转向区域社会史，区域社会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至今方兴未艾。本书的撰写正是笔者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热潮下的一次尝试。川康地区在近代社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西康建省的实践，是近现代中国地方政制建置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学者便认为，“作为近代中国国家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建省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有着重要意义，为后来的边疆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诚如所言，川康地区在整个近现代西南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与其重要性相比，学界目前对这一区域的关注还相对薄弱，尤其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的研究还有可为之处。

　　有鉴于此，笔者以《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为书名，尝试从不同维度解读川康地区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本书虽以近代为断限，但部分篇章的内容已超出这一时间范围，如在探讨近代西藏昌都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的章节中，为保证史料反映民众生活的完整性，笔者描绘了部分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情形。再如，在讨论川藏茶马古道的章节中，笔者亦用了较大篇幅论述近代以前的茶马贸易以及茶马古道的当代价值，这些时间段便不属于学界一般意义所言的近代范畴。

　　笔者深知本书的编撰，尚有诸多不足，但是仍然捧出个人二十余年来关注川康近代社会研究的这一阶段性的小结，其目的，在于期待能够为川康经济社会发展史、西南边疆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一点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笔者不揣谫陋的呈现，也希望推出这一“略论稿”接受学界的批评指正，利于以后的研究，利于以后的修改、完善并去掉“稿”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拙稿阐释得恰当与否，诚请方家批评指正。

2021年7月30日，于浙江嘉兴“中国史学界第十次代表大会”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