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疆危机是近代以来由帝国主义入侵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到民国时期仍然没有缓解。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方式方法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蚕食中国领土，把中国西藏地方变为“缓冲区”的图谋一直有增无减。本文所要探讨的20世纪30—40年代奥拉夫·卡罗（Olaf Caroe）与英印侵藏政策就是其中的一环。

　　英属印度政府官员奥拉夫·卡罗对民国时期的英国涉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任职英印政府外交部门伊始，卡罗就秉承英印政府激进派官员如寇松等的一贯原则，不但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制定英印政府涉藏政策，而且提出所谓“蒙古地缘带”理论和“卡罗原则”，并将这些理论和原则付诸英属印度边疆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为将非法的“英藏协议”和所谓“麦克马洪线”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卡罗下令英印政府肆意篡改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并对我国达旺地区采取一系列激进行动。以卡罗为代表的英国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对英属印度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尼赫鲁政府涉藏政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给民国时期我国西南边防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伏笔，值得深入研究。

　　自奥拉夫·卡罗在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门任职以来，其对藏政策充满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1935年，卡罗担任英属印度政府外交政治部副秘书，对西藏事务及印度北部边疆问题的兴趣明显增加。作为英印边疆官员中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罗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在拉萨重新恢复设立“驻藏大臣”，那么英属印度政府必须予以有力“回击”，英国对藏政策应当是“积极的、持续性的”。同年6月28日，卡罗将其初步设想写在一份公文中，发给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侯爵（Marquess of Zetland）。

　　在这份公文中，卡罗承认英国在华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印对藏政策要服从于更宏观的英国对华政策。因此，不应作出任何引发中国敌意的举动，不要让南京政府感觉到英国意图将西藏从中国的“宗主权”下分离出来。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苏联，卡罗一直带着其老牌殖民主义的眼光：“维持一个独立且自治的西藏，继续以神权政治来统治西藏，这似乎要比任何通过恢复中国在西藏的控制来抵制苏联向印度边界推进更可靠。”

　　卡罗认为，如果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在新疆的苏联势力，或通过推进到西藏东部的中国共产党渗透到西藏，那么英属印度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印度事务部同意卡罗的某些观点，决意不让苏联或苏联支持下的势力毫不费力地“侵略西藏”，但英国驻华大使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认为当时不宜设立英国常驻拉萨代表，“我们不应尝试鼓励西藏在政治上从中国脱离出来”。由此可见，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英国外交部及英国印度事务部）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常会产生分歧，而某项涉藏决策的作出则往往是几方博弈妥协后的产物。1936年4月，英属印度政府对卡罗1935年6月所提建议略作修改之后，形成了一份对藏政策报告。报告认为在中亚腹地潜藏着严重的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而且对于当时的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报告称有必要“保持一个自治友好的西藏政府”，以此来抵抗中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潜在敌人的侵略。

　　1944年5月6—14日间，沈宗濂应印度政府邀请访问德里，与英印政府外务大臣卡罗进行了五次会谈。会谈主要围绕西藏的战略地位、西藏的政治地位和中印运输线等问题展开。关于西藏的战略地位，卡罗认为：“英国政策在维持帝国现有之疆土，对西藏无领土野心，经济关系亦浅。但因西藏为印度之屏藩，英国对与印度毗邻各国，如尼泊尔、伊朗、阿富汗等，均希望其能成为强国间之缓冲地区。”“西藏向抱闭关主义，一心一意与外界隔离······近年交通之进步，空中运输之发展，地理之阻碍已不复存在，故西藏之地位将成为国际重要之问题。”面对卡罗直截了当提出的西藏充当“缓冲地区”以及所谓“西藏地位”的问题，沈宗濂正面回应道：“中国对英对印向极友好，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人所共知，其对邻邦，亦无侵略之事，如中央政府加强其在西藏之地位，英印政府实无庸顾虑。中英现正同盟作战，战时及战后双方均应密切合作，若能互相尊重，并支持对方之权益，双方均为有利也。”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直击要害，强调中英在共同抵抗法西斯的背景下，应互相尊重对方关切的利益。

　　20世纪30—40年代，面对苏联影响增大和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侵略加剧的国际背景，以卡罗主导的英属印度政府对藏政策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色彩，认为苏联、中国共产党等共产主义势力极大地威胁了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并时时处处夸大这种威胁，竭力想要维持一个所谓“自治的西藏政府”，制造“缓冲区”，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保持正常的关系，因而事事刁难、处处阻挠。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的英印对藏政策，势必对中国西南边疆边防安全造成威胁。

　　卡罗很快将其对藏政策理念付诸实施，亲手策划导演了一幕“偷梁换柱”的丑剧。

　　《艾奇逊条约集》全名为《印度和邻国的条约、协议、证书汇编》（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是由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次长艾奇逊（C. U. Aitchison）主编的一部英印政府与印度各土邦以及英印政府与邻国政府或地方签订的条约、协议和证书等的大全。这是一部多卷本的条约集，其编排体例按照时间和地域分章，由若干章合成一卷，与中国西藏有关的内容被收入第12、14两卷：第12卷有关于印度阿萨姆的专章，第14卷有关于不丹和我国西藏的专章。

　　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没有任何与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相关的文件。到了1936年，所谓“西姆拉三方会议”，似乎已“湮没”在历史中了，卡罗却认为将非法无效的“西姆拉条约”公之于世的时机到了。他敦促“应当立即将西姆拉条约塞入《艾奇逊条约集》中”，不仅包括外交照会，而且包括迄今为止没有公开发表的条约相关内容。在卡罗的一再敦促和英国外交部犹豫不决的默许之下，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侯爵同意将麦克马洪与夏扎伦钦之间的外交照会（但没有附地图）、1914年贸易条约和“西姆拉条约”（1914年7月的条约全文），但不包括英国和我国西藏代表1914年7月3日发布的宣言一并加进《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并公开出版。

　　在英国政府的默许下，卡罗决定直接采取简单办法：用新出版的第14卷换掉原版的第14卷，但出版日期仍是1929年。新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在印度印刷之后被运往英国，并于1938年10月底被分发到各处，包括英国印度事务部、外交部、版权图书馆、海军部、殖民部、帝国国防学院、皇家亚洲协会、东印度联合服务俱乐部、英国国会上议院和下议院图书馆、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英国政府要求真正原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送回印度事务部集中销毁。新版的第14卷并没有送到英国之外的任何地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许多图书馆只保留了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真正原版。

　　1963年2月，英国外交家约翰·艾迪斯爵士（Sir John Addis）利用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资料写的一篇题为《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的论文中，第一次指出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有两种不同文本，一种是没有记载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相关任何文件的，另一种是记载了西姆拉草约及“麦克马洪线”往来函件的。艾迪斯认为这些文件是在1929年之后被插入《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的，想用这些新书来替换那些没有这些文件的原书。因此一般的英国图书馆中所能见到的都是加入这些文件的“修正版”。

　　英国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在1966年出版的《麦克马洪线》一书中指出，艾迪斯在哈佛大学见到的1929年原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不仅没有任何“西姆拉条约”及关于“麦克马洪线”的资料，而且明确指出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有效的协议。1970年，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其《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彻底揭穿了英印政府在1929年出版该书时缘何不敢印上西姆拉会议的秘密文件，后来却又通过“伪造证件”的非法行为，用所谓的“修订本”冒充1929年的原版，并且销毁了1929年的原版。

　　以卡罗为首的英印政府在幕后策划的“偷梁换柱”伎俩，目的就是为英国日后侵占中国西藏的领土提供所谓“法理证明”，从而可以“引经据典”，堂而皇之地派兵侵占我国西藏领土。对于卡罗这种卑劣的伪造行径，印度学者古普塔（Karunakar Gupta）讽刺道：“卡罗希望‘麦克马洪线’死灰复燃的热情简直可以让这条线被重新命名为‘麦克马洪一卡罗线’（McMahon-Caroe Line）了。”遗憾的是，当今印度政府正是以这些资料作为中印边界争端中有利于印度一方的证据的。

　　1940年1月18日，卡罗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蒙古地缘带》（The Mongolian Fringe）的报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印度北部和东北边境防务做了一个战略计划，也称为“蒙古地缘带计划”，将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部落地区划为印度防御体系的内圈，将西藏划为外圈。从英印政府当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的势态来看，卡罗提出“蒙古地缘带”正是为了配合英印政府在该地区的一系列活动。

　　卡罗认为，英印政府必须尽快对阿萨姆部落地区采取行动，以应对来自西藏的威胁：“众所周知，西藏施行着传统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印度东北边境上所有国家及部落背后的一种政治力量，尽管有时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鼓励。在尼泊尔，它的影响微不足道，但在锡金和不丹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阿萨姆边境渐渐地侵蚀。”卡罗着重强调了印度所承受的压力和西藏在蒙古地缘带中的地位。

　　卡罗提出所谓的针对西藏的蒙古圈防御计划，主要有5点：1．“西藏自身的目的性总是难以捉摸，但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应该牢记，拉萨最为接近的是印度，而非中国或俄国。以此，我们可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以及（西藏对英国的）门户开放，并且要依靠驻扎在通往拉萨路上的亚东和江孜地方的3个步兵连队，以及英国与西藏的条约和派往拉萨的代表”来实现目标。2．英印可以通过援助藏军的方法来巩固和壮大西藏亲英势力，并且可以在“援助的过程中，大批的印度军官和士兵获得西藏本土情况下的（作战）的经验”。3．“更远的目的是获取苏联和日本关于在藏活动及预谋的情报。”4．英国在拉萨的医务官可以使西藏社会开放的气氛浓厚一些，不应该由于无藏人就医便将医务官撤出。5．“西藏的逼近已经成为阿萨姆边界部落地区的主要问题”，应该考虑将锡金政务官的职权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官员管理阿萨姆部落地区以防止西藏人的逼近。

　　面对这些问题，卡罗向英国提出应对策略：

　　只要诱使中国同印度和西藏合作，用来抵抗俄国和日本极具威胁的渗透，并继续维持西藏作为完整的国际单位的一部分，便符合我们的利益。实际上，理想状态是在1914年半流产的三方条约基础上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为了达成一致，我们必须确保中国和西藏都尊重印度边疆在此地区的利益，并永远记住，一个比中国还要坏的邻居可能随时接替她，我们必须在脑海中牢记：英国和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对我而言，这是双重的——首先，印度无法承受任何其他国家取代中国，并控制拉萨；其次，印度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不能分解的利益联盟之中，即我在上述称之为蒙古地缘带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并向其寻求保护，而蒙古地缘带的瓦解则会突然打开印度自己的防线。

　　在提出“蒙古地缘带”理论之后，卡罗又提出了英印政府要坚持的原则及理由：

　　支持西藏自治，西藏有效自治了，就可以和波斯、阿富汗、尼泊尔一起充当英属印度的缓冲区。否则，若中国控制了西藏，西藏将会成为令印度极不舒服的邻居；这一点在印度军队招募士兵的时候至关重要，一旦中国政府在西藏站稳脚跟，他们将很有可能利用清朝曾经宣布对尼泊尔拥有宗主权这一点，对英属印度在尼泊尔，甚至包括锡金和不丹的利益构成影响。

　　这就是所谓的“卡罗原则”（Caroe doctrine），实质上正是曾经破产的“西姆拉条约”的目的所在。由此可见，所谓的“蒙古地缘带”和“卡罗原则”，都是为英印政府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采取激进措施寻找“理论基础”，以此保证西藏作为“缓冲区”的稳定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抵御苏联和日本等对英属印度北部边疆带来的潜在威胁。

　　包括达旺地区在内的门隅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至迟从松赞干布时期起就与西藏地方历史的演变进程交接，体现出西藏古代史的政治与宗教协同发展的共同特征，是我国西藏地方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门隅地区的古代居民门巴族的历史与藏族古代史一样，是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示出各具特色、向心发展的历史演变趋向。英属印度入主阿萨姆后，在相当长时期内沿袭了1910年英属印度提出的战略边界计划，谋图将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的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山脊，目的在于建立封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防火墙。直至1951年，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对达旺进行有效治理。

　　当卡罗在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之时，西藏人在甲冈竖立界标的事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0年1月，卡罗在他的“蒙古地缘带”理论中尤其提到这一事件，说1935年西藏“本地官员破坏了标志着锡金边界的界碑”。

　　1944年年末，随着同盟国在二战中的节节胜利，丘吉尔等英国政府决策人物一再表明，战后的英国绝不放弃它在世界各国的殖民利益，英国的侵华政策重新抬头。1945年1月，英国在洛希特河岸建立瓦弄哨所，引起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抗议。噶厦派两位察隅宗本与英国交涉，向英国东北边境特区洛希特分区政务官梅因普莱思（Mainprice）提出，英军必须停止侵占西藏土地。梅因普莱思答曰：“瓦弄哨所位于此线（即‘麦克马洪线’）以南20英里的英国领土上，所以西藏官员不得在1914年所规定边界线以南的任何村庄征收赋税和劳役。”梅氏将此声明翻译成藏文，由察隅宗本转呈噶厦。噶厦对此未作答复。在噶厦的沉默对抗下，瓦弄哨所的英军无法通过当地藏族民众得到食物，也无法招募他们对洛希特上游的道路进行修整，陷入了补给困境。同年2月，恰好有30多名藏族流民来到瓦弄，梅因普莱思以替他们“找工作和食物”为名，诱骗他们为英军修路和运粮。对此，察隅宗本向阿萨姆省督克劳提出抗议，指责英军诱使这些藏族民众脱离噶厦统治。1945年4月，卡罗视察阿萨姆地区后，否定了梅因普莱思招募藏族民众的做法。虽然卡罗并未在电文中说明其意图，但可能是为了防止瓦弄藏人数量增加，对英军哨所构成潜在的威胁。

　　1945年春，英印政府为了更便于控制“麦线”以南地区，开始在珞瑜和门达旺地区向当地居民强制征税。当时，达旺地区的赋税征收情况为：色拉山以南的德让宗与达隆宗分别向达旺寺院交纳赋税，并代表达旺寺院向错那宗征税；另外有一个茹巴的舍达克机构直接向达旺寺院交纳赋税。这些赋税由达旺寺进行统筹提留，然后上交西藏地方政府。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常年征税的范围一直达到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

　　1945年3月，巴利帕拉地区的英军头目伊德·阿里（Imded Ali）通告达旺寺禁止在本地区收取赋税。达旺寺接到通告后，提出了强烈抗议。错那宗宗本和达旺细哲（意为“达旺四人行政管理会议”，清代西藏门隅地区的政教统治机构）马上向噶厦报告。噶厦在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门隅方面的土地，从来就毫无异议地系我所属”，并且命令他们继续在门隅地区行使征收差税等管辖权。

　　英印政府和阿萨姆政府意识到了达旺地区可能会发生的“地缘政治危险”，尤其对直接负责老外线（old outer line）沿线及以外地区管理的阿萨姆政府而言更是如此。1940年8月1日，在西隆政府总部（Government House at Shillong）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由于英国早些年没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获得成功而导致的一系列主要问题。会议确认要修建嘎哥和里嘎哨岗，并很快遵循决议，允许英国官员时不时地沿着香河前往“麦克马洪线”“视察”。1943年，英印人员越过老外线的活动明显增多，部落地区的基本行政结构也已重组。为了给这些行动提供正当理由，卡罗在1943年3月甚至指出，“中国将会利用西藏作为蚕食印度领土的跳板”。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卡罗认为英国必须尽快对达旺采取措施。卡罗还认为，沿着色拉山的达旺地区应立刻归属于英国的直接管辖之下，西藏地方政府在当地各种形式的统治都应立即终止。1943年7月20日，阿萨姆政府接到英印政府命令，开始重组英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人员，不久之后东北边境特区（NEFA，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成立。然而，英印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瓦弄地区的西藏人驱赶出去。卡罗认为，负责瓦弄行动的英国官员应当被授予全权，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修建哨岗。卡罗指出：“瓦弄毫无疑问是麦克马洪线上英国一侧的领土······我们应当随时占领这些地方，而不是和西藏政府讨论后才能占领。政务官当然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和当地的西藏政府发生冲突，但他的任务是占领英国领土，如有必要，他可以诉诸武力，雇佣最低程度的军事力量来达到此目的。如果哨岗在占领后再次受到攻击，那么当然有必要进行防御。”

　　正是在卡罗这种强硬而激进的政策指导下，英印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对我国藏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侵略活动，无视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不断蚕食着“麦克马洪线”以南我领土。尽管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都试图阻止英属印度政府“最后的疯狂行为”，但最终出于各种原因都未能成功。

　　第一，作为一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卡罗全面继承了英属印度政府19世纪以来的扩张主义传统，认为只有侵占更多的西藏领土，才能拱卫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为给英国侵略西藏获得法理依据，卡罗煽动英国政府同意篡改《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与夏扎换文硬塞入新版中，并“偷梁换柱”。正是受卡罗等英国老牌殖民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民国时期英属印度政府不断蚕食鲸吞我国藏南地区领土，造成我国西南边疆的领土安全危机。

　　第二，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卡罗极力希图维持西藏作为印度“缓冲区”和保持“自治”状态。同时又提出所谓“蒙古地缘带”理论和“卡罗原则”，渲染并夸大西藏对南亚小国的威胁程度，从而令英印政府下定决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采取行动，对我国西南地区的边防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第三，卡罗强调的“宗主权”概念对英国和独立后的印度涉藏政策影响至深。实际上，自1907年英俄协定中第一次出现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以来，英帝国主义者就是要用“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据柳陞祺先生回忆，1944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曾在新德里同英印外务大臣卡罗谈到西藏问题，沈问卡罗，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对西藏是主权关系，而你们英国总说是宗主权关系，请问宗主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卡罗笑着说，你把我问倒了，让我们一起来查书。于是他亲自挪动短梯，从上层书架上取下一卷英国百科全书来，同沈宗濂两人一同研究。研究结果，卡罗向沈宗濂说，对这个词还很难下定义，宗主权的伸缩性很大，这要看中央政府对一个地方的权力贯彻到什么程度。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吧。显而易见，“宗主权”完全是英国为了自己侵略利益方便而杜撰出来的概念，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终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

　　自英国首次提出“宗主权”概念的100多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2000年英国发布的《人权宣言》仍然声称：英国是唯一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国家，但也不承认西藏的独立。然而到了2008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发表书面发言，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是100多年来的首次承认。米利班德在发言中说：“我们对中国政府公开申明，我们不支持西藏独立。和欧盟其他成员国、美国一样，我们认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的利益是追求长期的稳定，而这只能通过尊重西藏人权状况以及藏人更大程度上的自治才能获得。”

　　第四，卡罗的影响并未在1947年英国离开印度后终止，而是继续影响着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涉藏政策，尤其对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说卡罗对后来的中印边界争端负有一定的责任。

　　综上所述，研究老牌殖民主义者奥拉夫·卡罗的思想观念，对我们今天加深理解英国，尤其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以及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大有裨益。卡罗的观念与寇松等英印政府官员的扩张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对尼赫鲁乃至当前的印度领导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印度政府在边界推行的政策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不能不说受到了英属印度时期卡罗等殖民分子和尼赫鲁政府时期对藏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有深入研究英属印度时期的历史，以及卡罗等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才能加深理解其对尼赫鲁思想及政策的影响，最终有助于理解当今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边界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从而作出前瞻性判断。了解这些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的源头之后，我们就能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做好消除殖民主义侵略遗毒的工作，澄清历史是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同时有的放矢，加强国防建设，推进兴边富民工程，让西南边疆真正成为守护和平、安全和发展成果，守护人民幸福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