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本文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林芝，藏语ཉིང་ཁྲི之音译，古称工布。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地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尼洋河横贯林芝东西汇入雅鲁藏布江，平均海拔3100米，与区内昌都、那曲、拉萨、山南相邻，东接云南省，南与印度、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1006.5千米，国防地位非常重要。

　　林芝也是西藏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原属西藏早期十二小邦之一。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工布哲那之地，以工杰噶波为王”。20世纪70年代，尼洋河边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和墓葬群，考古表明早在4000—5000年之前，林芝地区已有人类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出土文物中的网坠、箭头，说明这里的人们不仅在古代的尼洋河、雅鲁藏布江水滨从事农业，也兼从事渔业。非常遗憾的是，林芝人遗址由于挖掘采集工作并非大规模进行且多为地表采集，目前遗址无可寻。

　　所幸的是，在古老的工布大地上还遗存了很多西藏早期文明的印记，据林芝市文物局统计，目前林芝地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275处，其中古遗迹82处、古墓葬22处、古建筑92处、石窟寺及石刻5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1处，其他4处，这是一笔遗留在工布大地上的巨大财富，实证了西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调研组先后探访了著名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朗嘎石碑、苯日神山、止贡赞普墓、工域哲那遗址等史前遗迹遗物。其中“二碑一墓”对文献资料极其缺乏的西藏早期文明研究意义重大。

图片来源：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文物》2018年第10期

　　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位于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玉荣增村，是公元9世纪赞普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颁赐给工布王的盟誓文书，据刻文年代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该碑刻石面向西南，处于凹地里，据西藏文物保护所夏格旺堆考察认为，刻碑地面很可能不是当年吐蕃立碑时期的地面。碑刻上面盖有石板，四周垒有条状围墙。目前在碑刻周边修建了保护亭，为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碑身正面刻有古藏文乌金体21行，最底部有10个雍仲符号卐。大部分字体清晰可辨。碑文前部分述及了吐蕃始祖历史，后部分记载了吐蕃与工布盟誓。其中包含了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片段。一是聂赤赞普之诞生。雅隆部落的第一代首领聂赤赞普，从高处来到工布的拉日江多神山，从这里开始他的雅隆部落首领生涯，前后共经历七世。二是止贡赞普之死。公元一世纪前后，因雅隆部落王臣之间发生权力争斗，第七代赞普止贡赞普被杀，他的两位王子即聂赤和夏赤逃到工布地区。三是工布与吐蕃同源。止贡赞普之幼子夏赤从波密返回雅隆，曾为雅隆部落的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而长子聂赤则留在工布地区，成为工布人的首领，开始了工布王的沿袭。据此碑文可以确认工布王和吐蕃王室同出一源，均属止贡赞普的子孙。四是碑刻最主要的部分记载了工布与吐蕃结盟立誓的内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工布王是十二小邦之一的王子，序列第九。赤松德赞赞普（75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与工布就有盟誓勒石记事（即后文述及之朗嘎石碑）。但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滋扰。赤德松赞继位（798—815在位）以后，工布小邦的统治者立即提出要求，于是重申旧盟，再结新好，反映了吐蕃王室以结盟立誓的方式控制各个小邦的情况。这就是这块藏文碑刻的历史来源。

　　工布第穆萨石刻的发现和释读意义重大。石刻显示了8世纪末或9世纪初西藏部落内部互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同时碑刻也记载了从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到第七代止贡赞普的历史（传说）梗概，书写了西藏早期文明图景。

　　最早关注这块石碑的是藏族学者。18世纪宁玛派著名学者噶托仁增次旺诺布（1698—1755）收藏的书目中就有这座碑的抄本。后有不同时代的中外学者黎吉生、常凤玄、王尧、恰白·次旦平措、尤伯赫、李方桂、柯蔚南、巴桑旺堆、夏格旺堆等都做过研究。石泰安等则利用石刻资料专修吐蕃盟誓研究，有经典文章《8—9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问世。2014年学者夏格旺堆探访石碑，拍下当时石碑景象并公开发表。第穆萨碑刻提到的聂赤赞普降临、工布王与吐蕃王室同出一源，止贡赞普以前凡历七代赞普等内容，弥补了早期史上的重要缺漏，同时也纠正了后期史料中的有关止贡赞普是吐蕃第八代赞普的错误，与敦煌吐蕃文书所记止贡赞普为吐蕃第七代赞普的记载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盟誓内容中还提到史书记载较少的早期社会经济信息，如酿酒粮食、青稞、稻米的生产，驿站递送等等，应该引起关注。碑文中所体现的诏敕盟誓文书行文的种种特征以及刻碑形式、防护装置，是以“人马盟誓”为初始形态逐渐发展的吐蕃盟誓研究的重要素材。

　　朗嘎石碑东距第穆萨石刻几公里处（见示意图），具体位于林芝米林县丹娘，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朗嘎南部的山坡上，是吐蕃赤松德赞在位时期（755—797）的勒石资料，主要内容是吐蕃与工布噶波王结盟册封的情况。朗嘎石碑所记内容比第穆萨石刻早，其反映历史在第穆萨石刻中记为“赞普天王子墀松德赞之际，诏与噶波小王盟书”，这说明在第穆萨石碑之前，吐蕃与工布曾经有过盟誓之举，并刻石为证。

　　朗嘎石碑有文字和图像两部分，文字自上而下刻有古藏文31行，上部有一碑帽，底座刻有一支大象。有学者认为第穆萨石刻是朗嘎碑的修订、完善版。1985年学者欧朝贵首次发现朗嘎碑。后有艾米·海勒、岩尾一史、巴桑旺堆、恰噶·旦正、夏吾卡先等进行研究。

　　由碑文内容来看，述及了工布王对赞普效忠的义务，赞普赤松德赞明确了工布王继承人的特定家族，以及在邦国内独尊杰赞后裔，规定其向王室纳税，并不得违约等内容。通过与前述第穆萨碑刻内容的对比，夏吾卡先认为“第穆萨摩崖石刻是朗嘎石碑的修订、完善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曾论及历史与传说的关系：“不能一概以古史传说代替历史，但也不能一概否认。我们的任务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实古史传说，是要以考古发现去检验古史传说。”这正是考古与历史工作者的时代责任。考古学证据显示，西藏早期文明起源的历程开始的很早，西藏高原最早出现的人群并非是后期文献记载的羌、鲜卑或胡，也更非是来自印度“释迦族的后裔”。

　　后世文献中有关聂赤降临和止贡之墓的记载，充满神话色彩。但实际上，在神奇、情节大胆的神话传说背后则包含着远古时代历史人物活动的相关史实，从猕猴变人、神人传说，再到二母争子，都是藏民族先民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所保留下的早期历史记忆。此次探源我们来到充满神话色彩的苯日神山，探访了聂赤降临的江多山、山腰处的拉日江多寺、火葬台以及止贡赞普墓、工域哲那遗址、第穆寺等，在传说和历史真实中探索西藏文明起源的本土性、区域性和多样性特征，深深感受到千古大地上的遗迹、遗物对我们所产生的历史震撼，这也许也是藏族先民将对历史的记忆转化为传说保留下来的一种民族动力。

　　1. 寻迹聂赤赞普降临之江多山

　　聂赤赞普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代赞普。有关其出身来历，通常有三种传说，即示众的苯教天神之说 、 秘密的佛教之说、 甚密小鬼之说等，其中以自天神而为人主的说法最为著名。

　　天神入主人间说见于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的古藏文写卷和碑刻。《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载，聂赤赞普是天神天父六君之子赤顿祉的儿子，降临吐蕃地方为主。我们这次所探查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则记到，天神六兄弟之子聂墀赞普来主人间，降临江多神山。更为具体地指出了聂赤降临到了工布地区的江多山。

　　江多山是苯教著名神山。据著名学者卡尔梅·桑木丹研究，苯日山由三座独立的山峰组成，据《苯日山志》记载，三峰是位于西方的穆日山，位于中央的苯日或辛日和位于东南方的拉日江多。拉日江多比苯日山低很多，它的山脚接触到藏布江和娘曲河的东岸。接待我们的拉日江多寺堪布西绕洛珠介绍说，这三座山共同构成了苯日山崇拜。调研组拍下了聂赤降临传说的苯日神山。

　　弗雷泽在巨著《金枝》中说，“原始民族有时相信他们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安全是与这些神人或化为人身的神的生命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神人未分”的天神崇拜在世界各地原始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古老的金石材料中有关聂赤降临的本土化传说记载，其实反映了早期文明起源的一种历史事实：即聂赤赞普既不是印度王族后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天神，而是藏族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部落联盟酋长，类似汉文史料中的黄帝、炎帝，是印证西藏文明是中华文明一部分的有力证据。

　　2. 止贡赞普之墓址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了一个寻找“眼如鸟目，眼皮上翻者”的传说故事。说的是吐蕃第七代赞普止贡赞普被部下罗昂木达孜所杀，其尸体置放于合口的红铜锅里丢入河中顺水流去，在河中下游进入龙王之腹。后阿列吉在工域哲那见到了被流放的止贡赞普的两个儿子夏歧（赤）、聂歧，又见到龙王便问道：“我要赎回赞普的尸骸，你需要什么?”龙王答道：“别的什么也不需要，只需一人，眼如鸟目，眼皮上翻者即可。”阿列吉遂往四方天涯，终于找寻到一“眼如鸟目，眼皮上翻”之小儿，换回止贡赞普遗体，二位王子遂在降多拉布山腰修建陵墓。王弟聂歧留此安葬父王，王兄夏歧为父报仇去了。聂歧即工噶布王。

　　这段传说与真实杂糅的故事，可能反映了从止贡赞普之后西藏高原开始出现陵墓的历史事实。与考古发现的山南琼结藏王墓存在相比，止贡墓只是根据杂糅传说与真实的记录所判断的一个遗址大致所在，尽管如此，它揭示了早期吐蕃墓葬制度的变迁和历史记忆在当地人中间的流传。拉日江多寺堪布西绕得知我们一行的目的后，为我们当向导，领我们到了传说中的止贡赞普墓——苯日山附近的工域哲那一带实地考察，并指明止贡墓的具体位置——一个在高处的颇有历史感的封土堆。在堪布指引的地点，这里确实处处都留有止贡的影子。苯教文献《苯日山志》也记叙了在藏布和娘曲河附近发现了止贡赞普的遗体，并在工域哲那举行了葬礼。看来，止贡赞普葬在苯日山腰的工域哲那一带已经在当地深入人心。

　　在托马斯《东北藏古代民间故事》中也有关于“父亲要安葬在高处，父尊的奠基要建在高处”这样的早期墓葬传说故事，显然，墓葬有一个从高处渐次移往低处的过程。然而，只有通过科学的考古挖掘才能证明我们目前所有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文明史研究中，考古工作的极度重要性所在。

　　加强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对于我们捋清西藏文明的起源，进一步明确西藏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早期文明史研究由于文献资料极度匮乏、考古资料不系统、晚期藏文史书传说与史实混杂等等诸多原因，难度很大。但基于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在诸多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为我们的课题进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次西藏早期文明探源之旅虽然囿于疫情等各种原因中途而止，但在雅江沿线三十多处调研点的一系列实地访古调查，体验文献中的各种记载在西藏大地上的遗存和证明，弥补文字缺失部分的文物遗迹探源，无论对我们这个团队而言，还是对我个人而言，都获得了重新的知识和历史认知，尤其对文字记载缺失的西藏早期文明研究而言，这种亲身去实地访古的活动尤为重要。

　　1. 根植于西藏大地上的早期金石记录，勒石述事，千古留存，是探源早期文明的实物证据。同时，从现实意义来讲，西藏大地上的石刻文献，成为实证聂赤赞普本土出身的有力证据之一，可以对后期一些文献所记“吐蕃王统源于印度说”“夸大西藏文明起源中的印度因素”等不正确的历史观予以批驳，证明西藏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石刻资料还显示了吐蕃内部各部通过盟誓等方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对加深西藏早期文明史本土性、区域性和多样性研究亦大有裨益。

　　2. 神话传说与治史者的责任。古代神话传说形式，对于古代社会历史有重要的认识作用。走出神话时代，并非一概否认神话传说，而是需要依靠考古等更科学的手段检验古史传说的历史性。透过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民间文学的折光，能照出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社会图景。“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他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形式之一。只有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治史者的任务就是如何抉微寻幽，合理的爬梳出神话中蕴含的历史情节。这也是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中关键的一把钥匙。

　　3. 考古成果在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学界共识，目前西藏早期文明史的研究除了优先使用考古资料外，文献资料主要依靠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和后世文献的追述。如何处理后世文献对早期历史的追述，利用不断进展的考古成果印证文献，构建西藏早期文明的源头，是解决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7世纪藏文创制之前的早期文明究竟是何种气象？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和构建。这也是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中任重道远的一项长期工作。

西藏早期文明史调研组全体成员在第穆萨摩崖石刻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