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纵观历史，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有着密切关系。古代治边拓边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近代挽救边疆危机的努力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新中国的边疆治理不断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新时代，边疆治理和民族工作依然交织在一起，并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两者的契合点，不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之力。

　　我国古代以处理族际关系作为核心内容，开展了丰富的治边实践。为了拱卫内地安全，历代王朝或四方征战、广开疆土，或移民实边、屯垦戍兵，或羁縻册封、怀柔感化，或开通边市、互通有无。这些努力开拓了我国的疆域，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兼收各民族之所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奠定了实体基础。

　　（一）开拓了国家疆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地区，标志着华夏族群完成了内部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封建集权制王朝国家。为了管理辽阔的疆域，秦王朝在“服事观”的影响下，在疆域的边缘地带采取了差别化的治理方式，在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域设郡县直接管辖，而对于拥有较大异质性的区域，则通过“典客”“典属国”等方式进行治理，我国封建王朝治边拓边实践由此开始。

　　我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基本上都将华北、关中以及长江中下游等最适宜开展农业的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以这片区域为中心，国家的疆域随着国力的兴衰而时有盈缩。国力较为强盛的封建王朝，通过积极的治边拓边活动，以间接治理的方式，将东北、西北、西南等相对边缘的地带，逐步纳入其治理范围。如唐代在岭南与西南地区“大多是通过本地最有影响的酋帅宣谕抚定”。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以羁縻州府间接管辖，不征课赋税，依然保留着部落酋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中一些地区逐渐内化，也有一些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仅维系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总体而言，从秦汉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开拓奠定了我国的辽阔疆域。王朝国家的版图在清代基本定形，“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辽阔疆域，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家园。

　　（二）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汉朝延续了秦朝的治边策略，坚持“守中治边”的原则，集中精力建设中原地区，增强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实力，保持中央政权整体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从而达到“治安中国，则四夷自服”的治理效果。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的过程中被称为汉人，汉人也逐渐成为指代生活在中原地区人群共同体的新称谓。

　　从秦汉到清中晚期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均以处理族际关系为重点，往往涉及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往来、经济互通、文化互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如秦汉时期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数百万内地兵卒、农民、工匠开垦建设西南、西北边疆。唐初对部分内附的边疆民族采取绥纳内徙的策略，大批突厥降众被安置在内地。元朝广设驿站，“适万里如履庭户”，人员流动往来更加便利，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初步形成。清代前期局势稳定、国家统一，“为大批人口迁居边疆，创造了有利条件”“内地各省约有1000万的人口迁往东南西北各边疆地区”。长期的人员往来，使各民族呈现出参差交错的分布特点，同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实现了持续性的交流融合，“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形成。总之，封建王朝的治边实践不仅开拓了各民族共同的家园，还促进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实体。

　　（三）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王朝国家统治的中心区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汉文化，与以游牧、渔猎文明为基础的边疆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封建统治者虽主要以文化差异定义夷夏之辨，但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采取强制同化的政策，而是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策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中原文化感召边疆民族。

　　历代封建王朝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互动往来，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长期的交流、碰撞，在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中，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汉朝通过联通西域、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中原的农耕灌溉技术、历法等传至边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出现了少量的相互吸收现象。唐代对于边疆采取十分开明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通过数次和亲，内地的经书、医药、制造技术及工艺传入西藏。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乐舞、绘画、雕塑及一些生产技艺充分吸收边疆民族的文化元素，推动中华文化走向辉煌。“共同体需要信奉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共同的历史与认同——简言之，一种特殊的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精神纽带。

　　综上所述，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疆域，形成了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邻里相望的紧密联系，创造了各民族共同的灿烂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实体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王朝国家的治边实践也存在诸多弊端，为近代边疆治理埋下了一些隐患。

　　历代王朝的治边拓边活动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在此基础上，面对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奋起抗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在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入侵中国，鲸吞蚕食中国边疆领土，在各地划分势力范围、扶持代理人，煽动边疆地方势力从事分裂活动。晚清朝廷为了应对严峻的危机，试图改变长期以来间接治理边疆的方式，在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建立行省，以期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收到“治同内地”的效果。然而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可能扭转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国家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疆地区，实际上依然采取羁縻而治的方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岁月中，中国因国力衰微而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面临着如何在世界性的多国体系中生存下去的严峻挑战”，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各族人民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开始真正联合起来，各方政治力量的整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凝聚起来，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为各族人民所接受、认同。

　　“民族”是一个舶来词，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发源于欧洲，是资产阶级为了在革命中最大限度整合国内全体民众，推翻封建王权而建构出来的，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主权在民的建国诉求，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出“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观点。中国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其后众多的有识之士接受了这一概念。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很快调整了排满政策，正式宣布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原则，即“推翻满族皇室民族压迫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以五族为代表的国内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民主共和’国家”，此举对于催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五四运动后，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更为清晰，对于各民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命运认识得更为深刻，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进一步增强。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基于中国正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环境之中的认识，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任务，对于各民族确立整体中华民族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中华民族观分野日益明显。蒋介石及国民党内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宗族说”，否认单元民族的身份和地位，在现实中走上了民族歧视、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的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大多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的体认进一步加深”，明确提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同时，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借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图谋，主张“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已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形成了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和各方政治力量围绕“中华民族”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和探讨，虽然具体观点多有分歧，但是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则是各方的共识。在列强环伺的现实压力和各界力量的宣传引导下，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也普遍认识到：“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的整个大国族。”国内各族人民深刻体会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难，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只有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最终战胜敌人，求得解放。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促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多次挫败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分裂图谋，在近代百年的风雨中避免国家被瓜分蚕食的命运，基本保持了传统中国的辽阔疆域，为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人士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讨论，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挑拨，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同化和压迫政策，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依然较为紧张，这成为新中国边疆治理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周恩来曾说：“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族，这样就更加深了民族隔阂。”为此，新中国将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作为边疆治理的核心，并认为只有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才能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和长足发展。在实践中，以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为切入点，积极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国内各民族“只有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解放边疆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疆部分地区还未完全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清剿国民党残余军队、肃清匪患的同时，积极争取这些地区的和平解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祖国大陆全部实现解放。边疆地区解放后，党领导各族群众迅速接收旧的政权组织，积极推进边疆地区各级人民政权建设。根据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于存在于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失时机推动社会变革，彻底铲除了封建势力的统治根基，实现了边疆社会的历史性进步。同时，为了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障少数民族同胞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新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努力和调整，至今已建立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以及1000余个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多分布在我国边疆地区。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政治上保证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古代王朝及民国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轻视，并且长期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同胞。“汉族愈发展，就愈把许多少数民族挤到边疆，汉族统治者在政治上压迫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他们。”加之边疆地区“不少是高寒山区和沙漠地带，给他们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边疆民族地区长期落后的局面加剧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平等，需要赋予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各族群众平等的经济发展权益。为此，新中国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不断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推动边疆发展，国家通过计划安排和政策引导等方式，向边疆输送大批劳动力、干部和技术人员；根据边疆地区的资源能源优势，安排大型建设项目，在部署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过程中，给予边疆地区更多的优惠扶持；对边疆地区实行持续性的财政支持，下拨各类专项经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对口支援政策，探索边疆地区与内地实现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发展。经过长期努力，边疆与内地之间、各民族聚居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依存度日益加深，边疆地区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避免了边疆各族群众因长期落后而产生心理落差，增强了边疆群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

　　（三）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巩固发展缔紧文化纽带

　　文化是在一定的生态地理结构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边疆地区逐渐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互鉴中各取所长，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加以保护，不仅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是涵养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缔紧各族群众相互联系文化纽带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各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予以尊重，保障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积极保护、创制、改进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报纸、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使用多语言、多文种播送电视和广播节目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进“双语”教学，努力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避免了各族群众因本民族文化的没落消亡而对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产生抵触心理，巩固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始终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边疆治理的主线，致力于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举措，加强边疆与内地、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以此弥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为边疆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安定团结的环境，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使边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有效巩固。

　　边疆治理是区域性治理，旨在解决存在于边疆，但是影响却不限于边疆的特殊性问题，为此需要“运用国家权力，动员社会其他组织，调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边疆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边疆治理在较大程度上等同于处理民族问题。但随着边疆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的频度不断增加，民族问题不再仅局限于发生在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在中国的场域中完全割裂二者的联系却又是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与民族工作依然交织在一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定，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将“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作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对于民族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新的历史阶段，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相辉映。

　　边疆治理是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内地尤其是沿海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相比，在目标、重点及进程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治理现代化需要明确党委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边界与责任，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组织、企业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领域，加强制度供给，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边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边疆治理现代化需要重点解决发展、安全及稳定问题，以及在这些关键领域存在的制度体系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新时代的边疆治理需要调整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拓宽治理主体、提升治理能力，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立足更大的空间、以更长远的眼光谋划边疆发展的大格局；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形成面向国内和国际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加强边疆与祖国腹地的联系互动，共同推动边疆发展；创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的关系，促进边疆高质量发展，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同时“紧紧围绕改善民生、争取人心来推动经济发展”，着力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力量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使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落实到惠及当地、落实到促进团结上，不断增强边疆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此外，在总体安全观的框架下，既重视边疆传统安全，又注重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都为在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良好环境。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运作都要归结到人的层面······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直接影响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功能发挥。”在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与支撑，对于边疆治理的行为与效果具有深刻影响。多元主体的参与，既是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也需要合多方之力。“集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军民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整体合力，并以此及时有效应对和化解一切边疆治理问题和矛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最佳关系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边疆群众的“五个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牢固精神纽带，增强各族群众守卫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内地和沿海地区，以及在广大汉族群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边疆建设与发展，为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