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里提到的唐朝与回纥，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祖先之间的绢马贸易，这种贸易在北方草原地区和内地之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回纥还利用有利位置，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并将从唐朝贩运来的丝绢转售给西域和中亚地区，以获取高额利润。后来在北方地区崛起的蒙古族等，也因为游牧生活及其对茶叶的需求，和中原地区形成密切的茶马贸易关系。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牧民的生活是以食肉、饮牛奶马奶为主。接受茶叶，饮茶成为习惯后，茶叶就成了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例如，吐蕃百姓对茶叶的依赖，后来还成为中央封建统治者用作治策的手段。《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年（1100），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将此解释为：“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明都御史杨一清提出了以茶驭番的治策：“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茶马贸易后来成为中原农业地区与边疆游牧区经贸联系的主要途径和主要方式，在内地和西南、西北和北方地区形成了茶马贸易的条条通道。早期的茶马贸易是铜钱与马的交易。铜钱和边疆地区马匹的交易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它对中原政权产生了系列的影响，首先造成了钱的恐慌，就是大量的钱币流通到边疆地区，需要有巨大的货币市场来提供支撑。持续扩大的茶马贸易成为中央政府要持续增加货币供应的负担。唐朝时期如此，在茶马贸易空前发展的宋朝尤其凸显出来。比这个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铜币流入到边疆地区之后，被当地统治者用来铸造武器。这对正在与辽、金、西夏，以及河湟吐蕃发生矛盾乃至冲突的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宋朝大臣韩琦（1008—1075）曾说：“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自修古渭砦，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宋太宗“开宝三年（970）诏曰：‘铜钱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盐铁使王明上奏：“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

　　为禁止铜钱流入周边政权，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专门颁布《嘉祐编敕》，规定：“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陕西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没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这种限制措施导致铜币易马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绢马贸易。唐朝与回纥之间的绢马贸易就有解决这一问题的用心。随着绢马贸易的持续开展，同样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绢贱马贵，也即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直接影响到贸易的持续进行。更为现实的是，作为略带奢侈品色彩的绢的需求量和作为生活用品的茶叶的需求量相比，对农牧民特别是普通农民来讲，茶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丝绸和绢的价值。所以这种贸易方式，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持续发展依然遭遇新的挑战。于是在铜钱和马交易转化为绢马贸易之后，又开始了由绢马贸易逐渐过渡为茶马贸易的进程。

　　相比之下，茶马贸易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即几乎所有的边疆地区农牧民都需要茶叶，需要饮茶，市场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正是这个时期，内地茶叶的种植面积也在持续扩大，茶叶的品质也在不断提高，茶叶的种类也在增加，以适应边疆地区市场日益增长的要求。茶叶可以带来巨额的利润。对朝廷来说，加强对这一贸易物品的管理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宋朝开始，就在甘肃、四川等地设立买茶、买马的相关管理机构。《宋史·职官志》称，茶马司的职责是：“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秦州、熙州、河州、岷州和通远均设立了市易务，主要是买马，因此后来改为买马司，与设在内地的买茶司并存。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负责茶场司官员李杞谏言：“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宋朝廷遂将茶场司和买马司合并为大提举茶马司，颁布相关法律条例，严明制度，加强管理。茶马司最主要的是控制茶马贸易，平衡规范市场，维护边疆地区安全。通过茶马贸易获得的马匹进入内地以后，主要的用于耕田，也有大批成为军马，用于骑兵装备，特别是在宋朝与多个政权并立时期，互相之间纷争不断，加强骑兵以应对北方的骑兵成为宋朝的重要手段，茶马贸易对宋朝而言既有促进农业生产，又有备战的功能。对边疆牧民来说，茶叶已经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史料显示，宋朝最早设立茶马贸易管理机构，是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秦州（今天水）茶马司，这个机构设立以后，随着茶马贸易的扩大，在不同的地区，陆续建立起一系列茶马管理机构，来规范管理茶马贸易，它既是一个官方的行为，同时也带动了民间茶马贸易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宋朝在内地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广种茶叶，增加资源，减少财政负担，使茶马贸易成为越来越庞大的一个贸易项目。当然茶马贸易只是其中的核心物品，与茶马贸易相伴随的是多种物品贸易，包括青藏高原地区的各种特产和内地的生产生活工具，以及大宗的宗教文化用品等，加强了西藏与内地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感情。

　　唃厮啰和他的儿子董毡掌政时期依然保持吐蕃遗俗，并与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青唐吐蕃“怀恩惠，重财货，无正朔。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毯、马牛以代钱帛”。“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多并水为秋迁戏。贡献谓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贰则曰‘心白向汉’云。”与宋朝开展朝贡贸易，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秋，秦州言蕃部以羊马来献，各已宴犒，欲用茶绢答其直。诏从之”。河西等地的吐蕃部落向宋朝贡马或者卖马动辄两千匹、三千匹，以换取内地的茶叶等物品，时常还会遭遇正在崛起的西夏的打劫。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十月，（潘）罗支又言贼（李继）迁送铁箭诱臣部族，已戮一人、絷一人，听朝旨。诏褒谕之，听自处置。十一月，使来，贡马五千匹。诏厚给马价，别赐彩百段、茶百斤”。“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厮啰遣使来贡。诏赐锦袍、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唃厮啰子时期继承了父亲的政策，与宋朝结好并保持朝贡贸易，“董毡贡真珠、乳香、象牙、玉石、马，赐以银、彩、茶、服、缗钱，改西平节度使，遣供奉官郭英赍诏书、器币至其国”。可见，茶叶都是这种联系的一个内容。

　　汉文史料中有不少关于马价与茶价的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68—1085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叶价格下滑，要250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自然对这种贸易的正常开展产生很大影响。

　　就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来说，茶马贸易通道就有很多条，大的官道包括滇藏道、川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主线，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香格里拉市）、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西行进入康定，在康定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青藏道经过今陕西、甘肃、青海沿着古代的唐蕃古道或辅道抵达西藏地区，今天的甘肃兰州、临洮，青海西宁、玉树等都是重要的中转站。历史上在这里活跃的吐谷浑人、党项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是丝绸之路上非常活跃的商客，也是这种贸易的重要中介者和受益者。

　　由于崛起的西夏政权常常在河西地区控制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对沿途商人“夏国将吏率十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迫使相当一部分商人改走青海道，或者青唐道，这对青唐吐蕃来说多了一重作用，不仅是与内地开展茶马贸易的一方，还承担起中介贸易并从中间获得商业利润，也繁荣了青唐道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在唃厮啰政权首府青唐城内，不仅有来自内地、辽、西夏等地的商人，还有不少来自于阗、回鹘、高昌等西域地区的商人，乃至古波斯、西亚、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商人定居贸易。吐蕃首领“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即是其例。

　　宋朝和唃厮啰政权之间在朝贡形式的茶马贸易之外，还有着多层次的密切互动，包括出现疫情的时候，宋朝皇帝立即派人送去药物。景德三年（1006），吐蕃首领“铎督遣安化郎将路黎奴来贡。黎奴病于馆，特遣尚医视疗。及卒，上怜之，厚加赗给。五月，铎督又言部落疾疫。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使者感悦而去”。

　　唃厮啰的后裔不仅接受宋朝官职，还接受宋哲宗赐给的赵姓，宋朝以“（唃厮啰嫡曾孙）陇拶为河西军节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护，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袭。寻赐姓名曰赵怀德；其弟邦辟勿丁咓曰怀义，为廓州团练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检校太傅、怀远军节度使”。“赵思忠即瞎毡之子木征也……遂以熙宁七年四月举洮、河二州来降，赐以姓名，拜荣州团练使。封其母郢成结遂宁郡太夫人，妻包氏咸宁郡君。弟董谷赐名继忠，补六宅副使。结吴延征赐名济忠，瞎吴叱曰绍忠，巴毡角曰醇忠，巴毡抹曰存忠；长子邦辟勿丁咓曰怀义，次盖咓日秉义，皆超拜官。”甚至有率12万众归附宋朝的吐蕃部落领袖，名叫俞龙珂者，自称“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宋神宗从其请。

　　唃厮啰政权本身就信仰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就有一支是下路弘传。达磨赞普灭法之际，藏热赛、越格琼和玛·释迦牟尼三位僧人正在曲沃日闭关修行，得知达磨赞普迫害佛教的消息，就用一匹骡子驮载《毗奈耶经》等律藏经典出逃，最后不约而同抵达东部安多藏族地区的阿琼南宗，谋杀达磨赞普的修行僧拉隆·贝吉多杰也携带律藏经典来到安多，他们在这里培养的第一位比丘僧就是后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盛名的喇钦·贡巴饶赛（？—1036）。在当年贡巴饶赛受比丘戒时，由于“比丘不足五名之数，不能授这种戒”。拉隆·贝吉多杰因为刺杀达磨赞普而违犯戒律，无法承担责任。于是他们找来了两名汉族比丘，名叫郭旺和季万。由原来两位师长作亲教师和轨范师，玛·释迦牟尼为密教师，再加上两位汉族比丘，凑足受戒比丘之数，给贡巴饶赛授了近圆比丘戒。后来，喇钦·贡巴饶赛把丹斗寺作为自己的宗教活动中心，产生了很大影响，前藏地区多人慕名前来学经，学成后在西藏乌思（前藏）地区传播，为佛教在西藏的弘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见汉藏宗教交流曾对佛教在西藏后弘发生过影响。至于禅宗对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等的影响，已在藏文史书有明确记载，也属众所公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