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已经在中国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但西藏考古的发展却相对较为滞后。虽然西方学者曾经一度开启了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开始兴起的。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时代潮流中，西藏考古方兴未艾，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考古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西藏自治区开始建立文物考古机构，第一批考古学专业毕业生，爬梳剔抉，参互考寻，有计划地在西藏高原全域连续开展了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有重点地开展了对其中若干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调查工作。

图为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摄影：李元梅

　　1984-1992年，初步摸清西藏文物遗迹“家底”，西藏考古的大发现时代到来

　　期间，以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暨西藏自治区第一次文物普查为契机，组织西藏和兄弟省市的考古力量，对西藏自治区全境开展大范围考古调查，基本上勾勒出西藏文物遗迹类别、数量及分布的大体轮廓。

　　张建林认为，这一时期，拉萨曲贡遗址、拉萨查拉鲁普石窟、林芝列山墓地等吐蕃墓葬群，以及《大唐天竺使之铭》等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标示着西藏考古的大发现时代到来。

　　《昌都卡若》《古格故城》两本考古报告，分别填补了西藏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空白。10余本市、地、县文物志成为西藏文物志的开山之作，为后来编写《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张建林说：“西藏考古的基本力量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现在还活跃在考古、调查、研究一线。”

图为中尼边境吉隆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王玄策立）拓片 摄影：李元梅

图为唐代（吐蕃时期）兽首胡人纹鎏金银瓶 摄影：李元梅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初，一大批前期积累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

　　200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对推进西藏文物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于今年荣膺“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以2003年的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为标志，西藏的基本建设考古正式展开。”张建林在最近10年的工作中感受到，随着西藏各个区域基本建设的大量开展，基本建设考古成为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最主要的考古工作。

　　他认为，这期间，西藏考古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配合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考古工作还在继续开展，如萨迦北寺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就是配合国家文物局在西藏开展的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另一个是开展了流域考古调查和专题考古调查，如四川大学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开展的象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以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开展的藏东地区吐蕃佛教造像的调查。

　　一大批前期积累的考古发掘、调查、研究成果在这期间相继出版，如《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西部佛教文明》《西藏原始艺术》等。

图为元代“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 摄影：李元梅

图为清代嵌宝石金索拉 摄影：李元梅

　　2012年至今，西藏考古迎来了又一轮新的发展高潮

　　张建林感到，近10年，国家对西藏考古工作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双古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国内多家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进入西藏开展合作项目。

　　其中，中科院双古所在西藏正式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特别是青藏高原上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尼阿底遗址的发掘，为探索早期人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生存找到了科学依据，改写了人们对古人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

　　近年来，西藏考古被纳入国家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项目当中，同时也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规划》《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2035年）》，从政策、学术层面为今后的西藏考古工作作出了明确的决策规划、给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西藏考古迎来了又一轮新的发展高潮。

　　这期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以及一批最新的考古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西藏考古的内涵。一代又一代“有澄清天下之志，更具厚德载物之质”的考古工作者，为最终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不断提供新鲜的成果资料，充分发挥了考古在正本清源、凝聚人心、强化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突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