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编　元朝西藏历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统一、隋唐统一之后第三个大一统时期，为中国历史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元朝时期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在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任命官员、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建立驿站、驻扎军队，实施了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辖，让西藏地方更加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有许多人物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许多事件感人肺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壮怀激烈的伟大情怀，看看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第11讲　凉州会谈：萨迦班智达的故事

　　在带领西藏进入这一历史洪流的西藏政教领袖人物中，首推萨迦派的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晚年的活动与西藏的这一段历史密切相关。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生于藏历第三饶迥的阳水虎年（1182）。他出身于萨迦昆氏家族，这个家族相传是吐蕃时代的一个贵族世家。阴水牛年（1073）八月，该家族的昆·官却杰波在今天萨迦县仲曲河谷上游的苯波山下新建了一座寺院，因为它建在白色的山坡边上，所以得名萨迦寺（sa-skya，意为灰色的土地）。此后的一百年中，经过昆·官却杰波和后来被称为萨迦初祖的贡噶宁波、二祖索南孜摩、三祖扎巴坚赞的经营，以萨迦寺为中心发展成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萨迦派。特别是在扎巴坚赞时期，萨迦派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弟子觉本从西藏到今天宁夏、甘肃的西夏王朝传法，被封为国师。据说觉本从西夏送来大量财物，供献给萨迦寺，这大概是萨迦派与北方民族最早的联系，把萨迦派的影响扩大到了西夏。萨迦派的教主采取家族内部传承的办法，萨迦班智达是扎巴坚赞的弟弟贝钦沃布的儿子，因此他从幼年起就被确定为扎巴坚赞教主职位的继承人。

　　萨迦班智达自幼就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沙弥戒，学习梵文和佛教各种知识，他青年时代云游前后藏各地，遍访名刹高僧，多次参加讲经和辩论的法会。27岁时（1208年）他在夏鲁的娘麦坚贡寺跟从喀且班钦·释迦室利受比丘戒，成为萨迦派教主中第一个正式出家为僧的比丘。喀且班钦·释迦室利跋陀罗（Shākyashrībhadra，1127—1225），来自克什米尔，于1204年到达西藏，11或13年后，回到了克什米尔。他被绰浦译师请来西藏。释迦室利作为著名的班智达，注重学术知识即大小五明的传授。他还引入了新的律经翻译，最终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喀且班钦戒律传承，从释迦室利时代以来，每位在这种传统中受戒的西藏僧人都会得到一个后面有词缀“贝桑波”的法名。同时也出现将精通五明学问的高僧称为班智达的传统。萨迦班智达成为喀且班钦的传法弟子，也是藏传佛教中被称为班智达的第一人。萨迦班智达受喀且班钦多年教导，学习了在印度被称为“五明”的各科知识，包括一些被认为是世俗学问的知识。由于他学问高深，人们尊称他为精通五明的“班智达”，是当时闻名于全西藏的第一个获得班智达称号的高僧。相传他成名以后，有一批以绰切噶瓦为首的印度人，信奉大梵天，反对佛教，专程到西藏的吉隆来找贡噶坚赞辩论。结果贡噶坚赞驳倒了他们，使他们皈依了佛教，信奉萨迦派，并在萨迦班智达的身前削发出家，当了僧人。传说他们出家剃掉的头发一直保存在萨迦寺的钟楼上。在西藏，也有一个名叫涅秀·坚白多吉的佛教大师对萨迦班智达不服，派遣他的九大弟子中最有学问的伍由巴·日贝僧格前去同萨迦班智达辩论，经过几天的辩驳，伍由巴·日贝僧格承认失败，对萨迦班智达十分景仰，此后他长期服侍在萨迦班智达左右，成为萨迦班智达一名主要弟子和传法助手。萨迦班智达的著作很多，涉及佛学和多种其他学科。他关于因明学的著作《量理宝藏论》、关于声明学的著作《声论智者入门》、关于诗词学的著作《诗论学者之口饰》都很有名。他从印度佛教学者龙树等人所著的格言诗集《百智论》《修身论智慧宝树》《益世格言》中选辑70余首，进行加工，再加上自己创作的300多首，汇编为著名的《萨迦格言》。这部格言分九章，以简洁形象的语言，阐明萨迦班智达的政治、宗教观点，宣传他认为合理的为人处世哲学。由于这部格言除了佛教内容外还吸收了藏族的民间文学传统，并长于运用人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事物以及熟知的故事传说作比喻，所以很容易被各阶层人士理解和传诵，对扩大萨迦派的影响起到重要作用。

　　在《萨迦格言》中，萨迦班智达主张君王应依照佛法治理国家：“国王应遵照佛法护国安民，不然就是国政衰败的象征，如果太阳不能消除黑暗，那就是发生日食的象征。”主张在治国用人方面选贤任能：“如果委任圣贤当官，就事情成功幸福平安，把学者当宝贝供于幢顶，地方即可吉祥圆满。”尤其是他主张依靠大人物，顺应潮流，认为这是事业成功的诀窍：“弱小者如把伟人依靠，乃是获得成功的诀窍，一滴水虽然十分微小，若汇入大海就不会干涸。”“如果把伟大人物依附，低下的人也会变成大人物，请看由于攀附于大树，藤蔓也爬到树尖高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才使萨迦班智达能在63岁高龄之时应蒙古王室之邀前往凉州，在藏族历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公元1216年，扎巴坚赞去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继任萨迦派的教主。在他掌管萨迦派后，萨迦派的势力仍在继续增长，萨迦派出现了东、西、上三部弟子。其中东部弟子中的夏尔巴·喜饶迥乃跟从萨迦班智达出家，在萨迦寺的东面建立夏尔拉章，有自己的法座传承，俨然萨迦派的一个分支。前述的伍由巴·日贝僧格皈依萨迦班智达之后，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坚赞委派他掌管细脱拉章，发展成西部弟子。此外，还有古格王室的成员释迦衮成为经常资助萨迦班智达举行法会的施主，出身于西夏王族的拉堆地方领主本德也成为萨迦班智达的信奉者，萨迦班智达在西夏的文书中被称为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之后的第八十五位大成就者，他博学的名望已经传播到远方。这时萨迦派已成为当时后藏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宗教势力。

　　1205—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进兵西夏，迫使西夏王李安全献女请和。当时在西夏王廷有不少西藏高僧活动，成吉思汗进军的消息通过在西夏的这些西藏僧人传到西藏各教派首领的耳中，引起他们的震动。释迦室利、扎巴坚赞乃至萨迦班智达都可能预感到西藏将会与蒙古发生联系的历史趋势，并认为把佛教传布到蒙古是建立联系的最适合的办法。《安多政教史》记载，在萨迦学经多年的西纳格西在成吉思汗驻军上都时前去会见成吉思汗，并被成吉思汗留在身边。这隐约说明当时萨迦派就有人前去蒙古试探情形。因此《萨迦世系史》记载说：“喇嘛杰尊钦波（即扎巴坚赞）圆寂前对法主（即萨迦班智达）说：‘在你的后半生，蒙古使者将前来，你去，对佛教弘传及众生大有裨益，无论如何应当前往。’”

　　1229年，按照成吉思汗生前的安排，他的第三子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窝阔台将原来西夏的地区赐给他的第二子阔端作封地，阔端率部驻守河西走廊，开始了对藏族地区的经营。1234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召集诸王及大臣协商，议定分路远征南宋和欧洲，阔端奉命率军由甘肃进攻南宋的陕西、四川地区。1236年，阔端命宗王末哥以按竺迩为先锋，分兵由甘肃南部藏族地区入川，途中招降了临洮藏族首领赵阿哥昌、赵阿哥潘父子，以及文州藏族首领勘陀孟迦。阔端攻入成都后，遭到南宋军民的激烈抵抗，只得从四川回军甘肃，以凉州为基地，以图再举。可能是为了保证进攻四川时蒙古军侧翼的安全，阔端在1239年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进入西藏。

　　多达那波进藏过程中，在一些活动于西夏和甘青的藏族僧人的帮助下，了解、掌握了拉萨地区的地理交通和各教派的寺院分布情况。在蒙古骑兵经藏北草原从当雄（vdam-gzhung）沿着乌鲁龙曲河到达旁多时，兵锋已指向拉萨，他选择攻打位于旁多东北的热振寺和位于交通要冲的杰拉康寺，以达到震慑各教派僧俗首领的目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同属噶当派，而且两寺关系密切。多达那波派一路士兵攻打热振寺，以防热振寺支援杰拉康，主力则绕过旁多附近的达隆寺，集中攻击杰拉康。战斗的结果是“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佛教僧人被杀”，可见这场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同时重创了噶当派的两座重要寺院，其规模和破坏程度远超过西藏僧团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互斗，而且使西藏各教派僧众切实体会到蒙古军队的战斗力量。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看到在军事上无法与蒙古军对抗，不得不表示对蒙古军的屈服。阔端想通过与西藏佛教领袖建立联系的办法在西藏站稳脚跟，西藏各教派的领袖也想把佛教传布到蒙古王室中，争取蒙古统治者对自己所在教派的支持。但是当阔端要迎请一位西藏佛教领袖到他的宫廷中传教时，前藏地区的止贡噶举（包括帕竹噶举）、蔡巴噶举、噶玛噶举等教派的领袖们都畏缩不前，对蒙古军敬而远之，不愿奉召。止贡噶举派的京俄·扎巴迥乃向蒙古军推荐了萨迦班智达，并且鼓动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军的将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萨迦派是后藏地区最重要的教派，萨迦班智达是很有声望的大学者，因此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了邀请，并暗示如不接受将以武力逼迫。《萨迦世系史》记载，阔端在邀请萨迦班智达的信中说：“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对比之下）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故此，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方之僧众。在萨迦寺至今保存有一份此件邀请信的抄件，大多数名词有用藏文拼写的汉语对应词汇的记音，可见这份邀请信有可能是先将蒙古语译为汉语，然后再译成藏文的。在这种情况下萨迦班智达携带八思巴兄弟于1244年底踏上了前往凉州的艰难旅途。

　　萨迦班智达在动身之前对萨迦派的事务作了仔细的安排，他任命释迦桑布为“细干巴”，负责处理萨迦派各种事务。除了负责宗教事务的伍由巴·索南僧格和夏尔巴·意希迥乃之外，要求萨迦派其他高僧大德都要向释迦桑布敬礼，也就是让释迦桑布、伍由巴·索南僧格和夏尔巴·意希迥乃组成一个掌管萨迦派僧俗事务的领导集团，保证在其不在的情况下萨迦派内部不致发生动乱。

　　由此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过考虑，他可能估计到自己短期内无法回到萨迦或者永远不会返回萨迦，但为了将萨迦派教主职务按惯例顺利传给下一代，为了使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能顺利发展下去，不被别的教派捷足先登，所以萨迦班智达把自己的继承人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达隆噶举派、蔡巴噶举派的首领也向他赠送了礼品。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建立关系的。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但是邀请他的阔端当时已去蒙古参加选举贵由继任蒙古大汗的王公大会而不在凉州，直到1247年初，阔端从蒙古返回后，萨迦班智达和阔端才在甘肃凉州阔端的王廷中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从名义上说，萨迦班智达是阔端请来“指示道路取舍”、以便阔端能“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的上师，也就是宗教上的指导者。但是实际上萨迦班智达是作为西藏各教派的政治代表来到凉州的，他与阔端会见后首先商谈的是，在西藏各地方势力各据一方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实现西藏归附于蒙古汗国。萨迦班智达与阔端议定了降附纳贡、维持原来地方首领职权、各地方势力通过萨迦派与蒙古交往等条件；然后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首领的名义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向在西藏的各派领袖和众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指出为了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条件归降蒙古，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信中说：“此菩萨汗王对佛教教法，尤其对三宝十分崇敬，以良善之法度护持臣下，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曾对我云‘汝可安心说法，汝之所需，吾俱可供给。汝作善行吾知之，吾之所为善否天知之。’彼对八思巴兄弟尤为喜爱。彼有‘为政者善知执法，定有益于所有国土’之善愿，曾曰：‘汝可教导汝吐蕃之部众习知法度，吾当使之安乐！’故众人俱应努力为汗王及王室诸人之长寿而祈祷祝愿！”又说：“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堪充来往信使者，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该官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降、某处未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处之长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各地长官亦不可未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擅权自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吾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齐心协力，遵行蒙古法度，必有好处。”阔端授予萨迦班智达招徕西藏各地首领的权力，但是给归附的各地首领委任何种官职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阔端的手中。不过萨迦班智达利用充当中介的机会，要求各地归顺的首领缮写三份清册，一份由地方首领保存备查，一份送凉州由萨迦班智达转交阔端，一份送萨迦。这样在具体办理西藏各地首领归附蒙古汗国的过程中，萨迦班智达和萨迦派具有了超出一般中介和代理的地位，使萨迦派取得了高于其他教派和地方首领的地位。尽管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凉州会谈谈成的条件是保持归附的各地首领原有的地位和属民，这不会扩大萨迦派的领地和属民，但是萨迦班智达通过蒙古对维吾尔、西夏等地统治情况的了解，知道阔端需要在西藏扶植一个教派来实施统治，这个需要正给萨迦派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善于利用这个机会为萨迦派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萨迦班智达作为本教派教主的政治智慧的表现。

　　在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以前，阔端身边已有一些西藏、西夏和维吾尔的佛教僧人，但是作为蒙古皇子的阔端承继成吉思汗开始的蒙古汗王的传统，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多种宗教的僧侣追随在阔端的身边。当时佛教在阔端的宫廷中还不占主要地位，在举行为阔端祈祷的仪式时，是由也里可温（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一支，汉文古籍中称为景教，其教士在元代称为也里可温）和蒙古的萨满坐在僧侣的上首。《史集》记载阔端的生母脱列哥那皇后和幼年抚养他的拖雷的妻子、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都是信仰也里可温的，同时蒙古的汗王都信仰蒙古的萨满教，《萨迦世系史》的记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的。经过萨迦班智达向阔端讲经说法，使阔端对佛教增加了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为阔端治好了病，阔端下令以后在祈祷法会上由萨迦班智达坐首位，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这也就是说在阔端的宫廷中，把藏传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之上，这对阔端来说是宗教信仰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萨迦班智达传教取得的重大成功。另一方面，萨迦班智达可以说是当时对蒙古汗国的军事力量认识最为清楚的藏传佛教的首领，因此有的学者称“前往凉州深入蒙古内部的萨迦班智达不愧是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阔端还特地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修建了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幻化寺，作为萨迦班智达驻锡之地。该寺在凉州城东面约25公里处，规模很大，藏语称为“夏尔楚白德”，即东面的幻化寺，汉语称为凉州白塔寺，因寺内有上百座佛塔又称百塔寺。此寺的遗址近年在甘肃武威市的白塔村发现。在1927年的河西大地震中，白塔寺的大白塔倒塌，从中发现的汉藏文对照的明宣德五年《重修凉州白塔志》与宣德六年《建塔记》，说“原其本乃前元也禅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证实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时的居住地。

　　幻化寺的兴建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的历史中是意义非凡的一件大事，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一个外民族的君王在内地为藏传佛教兴建寺院，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开创了元明清三朝在内地兴建藏传佛教寺院的先例。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的六年中，成为第一个在蒙古宫廷中成功地传播佛教并受到蒙古皇室成员信仰的藏传佛教领袖。

　　凉州会谈的成果，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渊源和强烈情感，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矢志不渝谋求和推进祖国兴旺的爱国情怀和自强意志。

　　1251年底，阔端去世。与阔端去世差不多时间，1251年藏历十一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萨班圆寂于幻化寺，享年70岁。萨迦班智达病危时，以自用之法螺及衣钵授予八思巴，举行付法仪式，并将自己全部徒众托付给他。萨迦班智达付法完毕后嘱咐八思巴：“汝利益教法圣业及无数众生之时已至，当谨记先前对我所发之誓愿！”这样，年仅17岁的八思巴就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八思巴和徒众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建塔纪念，关于此塔，清朝康熙年间的靖逆将军侯勇标下的同知颜冀超所写的《重修白塔碑记》中所说：“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翻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后六载即涅槃，沐浴焚化，空中见祥云五色，霞光万道……兼舍利无数，光彩照耀，王与众等靡不踊跃赞叹，合掌恭敬。缘建白塔，将板只达真身灵骨装入在大塔内，其余众塔俱有舍利。缘板只达原系金刚上师化现流传，经二十五转身，故显化灵异，一至于此……兼此塔摄受极大，据经典云，若有人观想或手摸眼观，并绕道一转，添泥一把，培土一块，赞谈经咒真言，功德无量，永不堕三途。即塔土或落在飞禽走兽身上，亦得解脱。在我中土众生，或未深知，若西番之喇嘛高僧来绕塔者，络绎不绝。”

　　自元明清历朝以来，直至现代，在藏族僧俗中萨迦班智达都受到广泛的尊敬和怀念，这正说明他是一个对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