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200年前至3600年前，西藏已经出现大规模永久定居的河谷农业，而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孔雀河河谷及象泉河谷地带是其农业主要分布区。早在象雄时期已经有农业种植行为，大面积种植青稞。吐蕃时期更是把农业看作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其间阿里河谷农业的基本面貌即已成型。孔雀河河谷低地是阿里农业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粮食总量占当地产量的1/3以上。该区域地处普兰县境内的宽谷地带，属于高原寒带干旱气候区，由于受来自孟加拉的湿润空气影响，此地形成高原小气候区，较为温和，降水颇丰，雨季一般是6—10月，主要集中在8月份。宽谷地带较之其他地区，土壤较为肥沃，加上有水源可供农业利用，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同时，河谷长而开阔，河两岸地势较为平坦，耕地和人口在河谷内部的分布较为均匀，主要沿河而居，总体上耕地充裕。另外，河谷高地有大面积草场，家畜养殖空间较大，从而形成孔雀河谷地千年农牧兼营的良好业态。

　　孔雀河发源于纳木阿比峰和那尼雪峰之间，从北向南，经普兰县城流至科迦村再流向尼泊尔。沿线分布着普兰最为主要的农业区，分别为仁贡、多油、吉让、西德、赤德等乡（社区）。笔者的田野点科迦村，就在离县城18千米的孔雀河河谷东岸，与孔雀河河谷的其他区域有着相近的气候、海拔和地形等自然环境，并且都处于普兰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区域。因此，以此作为田野点，观察孔雀河流域的农牧业生产变迁情况，具有以点带面的作用。

　　（一）科迦村概况

　　科迦村位于孔雀河左岸的金色沙滩上方，四周环山，河谷农田东高西低，平均海拔为3650米。2018年，全村户数为148户、698人，属于边境一线行政村，下辖5个作业组：一组、二组、三组、岗孜组和斜尔瓦组。全村面积 342.5平方千米，其牧场与印度、尼泊尔相邻。

　　农牧业是科迦村的主要产业，农田面积1216.75亩，耕地主要在孔雀河东岸，周围是一至三组的聚集区，岗孜组在科迦村北6000米处，斜尔瓦在科迦村南8000米处。一至三组房屋东南面临近山脚的缓坡地分布着一至三组的耕地。相对于一至三组的耕地，岗孜组的田地较为平整，面积次之，而斜尔瓦组的耕地坡度较陡，面积最小。五个组共同特点是得益于东山的大量山泉和被修成“蛇型”状的水渠，泉水得以深入到东南面的所有耕地，因而能够保证农田获得良好的灌溉。

　　当地用于放牧的可利用草场面积231375.6亩，牲畜存栏数540（头、只、匹）。放牧（放牧的牲畜主要是黄牛、犏牛）的场地包括孔雀河东岸山地上方及西岸纵深沟中的山地。这些草场先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到各村，再以小组为单位划分到各组。但是一至三组的草场是个模糊的概念，虽然分配到户，但总体上属于集体牧场，而岗孜组草场面积居全村之首，是典型的承包到组的形式。总之，一至三组、岗孜组、斜尔瓦组的草场成为小组内部所有家庭组员可以共同使用的公共资源。另外，历史上科迦村在尼泊尔有2个草场，分别为永巴和拉莱。在印度边境也有草场，夏天在该地进行放牧。

　　除农牧业外，科迦村还有做边贸生意的传统。其村临近尼泊尔、印度，边境贸易从未中断过。108国道穿越全村，货物运输便利。历史上，来自印度、尼泊尔等国，我国西藏羌塘草原、日喀则，新疆等地农牧区的商队和货物在普兰的唐嘎市场进行交易，有氆氇、工艺品、牦牛肉、绵羊、山羊肉、粮食、盐等产品，其中盐和粮食是最为活跃的交易物品之一，这条古道称为盐粮古道，而科迦作为这条古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很多人力、畜力和物品（包括本地物产及其外来货物）经科迦村频繁流动，造就了科迦村作为商贸古村和沿途中转的角色和地位。

　　（二）“欣巴”的概念

　　传统上，西藏按照作业方式及其地势、方向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按照地势的差异，分上部阿里、中部卫藏、下部多康，还有门巴；按照作业方式的不同分为戎巴、卓巴、欣巴（俞巴）、萨玛卓；按照方向的差异分为夏巴、洛巴等。本文的“欣巴”指孔雀河流域，尤其是世居在这一地带的科迦村村民的自称，跟传统意义上的只从事农耕的农民有所区别，它是指从事农牧兼营的作业类型的群体，笔者拟将“作业类型”作为群体名称来展开论述。与世代居住在草原上的“卓巴”相比，它是以河谷定居农业为背景的“河谷农业和游牧并重文化典型”的群体。

　　历史上，孔雀河流域河谷居民的生存环境不仅在海拔、气候、地形、植被等自然因素方面具有独特性，还因地处边境，因此生活在此地的“欣巴”与其他河谷地带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西藏民主改革前，科迦村实行的是甘丹颇章地方政府、布鲁克巴人、寺院占有所有的土地资源（包括耕地、草场、牲畜）的土地制度，土地占有者从根本上左右了占大多数人口的非土地占有者的谋生方式。当时科迦村土地的产权归当地政府和寺院所有，“欣巴”的土地在旧时分两类，一类是寺院租给“欣巴”的土地。根据1959年的档案来看，科迦寺租地有 2138.8斗，而自营地仅118.7斗，不足1/20，可以看出寺院的农田基本在出租；另外一类是政府拥有“欣巴”的土地，“欣巴”按照土地规模和优劣、所要交纳差税的类型、数量以及缴税方式交税。科迦村一至三组和斜尔瓦组的土地依附于科迦寺，而岗孜组土地依附于香柏林寺。政府的土地当中，科迦村依附于布鲁克巴，科迦四组的统治权归塔钦管家所有。奴隶（堆穷、朗生等）完全依附于寺院和当地政府，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生活很艰难。

　　从1959年的档案来看，几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欣巴群体的农牧生产完全依附于当地政府和寺院，其结构较为清晰，即有土地牲畜的集团和无土地资源的“欣巴”及社会外围人员的奴隶。

图1：1959年民主改革前科迦村土地占有方式

　　如图1所示，按照“欣巴”的土地获得渠道来看，“欣巴”完全依附于几大领主，处在生产资料占有的边缘。

　　总之，科迦村在1959年之前受布鲁克巴管家、寺院及地方政府设置的宗本管控，科迦村“欣巴”并无土地所有权，完全依附于几大领主。科迦村村民按照传统的作业方式，播种领主的耕地，除此之外，还代领主参与边贸交易，通过艰辛劳动，给布鲁克巴管家、寺院和当地宗政府支一定的乌拉和税赋。封建农奴制导致农牧民贫富差距拉大，一方剥削一方的鲜活案例因此而生。

　　1959年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百万翻身农奴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科迦村的“欣巴”在获取土地方式和生计上均有了实质性的变迁。

　　（一）1959年后“欣巴”获取土地的方式

　　1959年后“欣巴”获取土地的方式跟之前有很大不同，以下拟从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是1959—1964年。科迦村实行民主改革，政府平分了布鲁克巴管家和寺院的自营地以及部分大户人家的耕地，开始分产到户，其中也包括牲畜、房间、农具等。民主改革重新确认了“欣巴”的身份，按照人数，重新整合土地和牲畜，均分给各家各户。此时科迦村的2户铁匠、7户奴隶户、部分游民都分到了土地。农牧业收成成了“欣巴”的直接收入，劳动成果可以自由支配，此时的“欣巴”能够自给自足。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科迦村面临着粮食产量无法满足自我需求的困境。

　　第二阶段是1965—1983年。其间农牧民的耕地和牲畜全部集中耕作或圈养，以入股的形式进行生产作业，自己的劳动成果自由支配。由于当时盐粮交易较为普遍，由生产队队长对接尼泊尔商人进行粮食和盐巴交易，缓解了单靠人民公社生存的窘状。

　　第三阶段是1984—2009年。1984年，“欣巴重新分得土地和牲畜，农田和草场都分产到户，“欣巴”享有自由支配的权利。此时多数农牧民分配到了农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新修水利等基础设施，科迦村村民开始耕种新的农田。由于农田得到及时灌溉，田地肥沃度有了提升，多户人家耕地面积一度达到13—19亩；各家畜群得以扩大，牲畜量过百的有十几户。老百姓充分利用尼泊尔草场，每年夏天轮流在尼泊尔草场上放牧。此外开始经营外贸生意、外出务工，村民扎西告诉笔者，其最远去过日喀则江孜县。农牧业补充收入增加，农业和牧业相互支撑，畜产品用于日常生活，牛羊粪用作肥料，而农业的青草可供牛羊牲畜食用，如此良性循环的作业方式对“欣巴”的生产生活影响巨大，成为当地增收的主要方式。

　　第四阶段是2010年以后，科迦村农牧业赋予了新的功能。一是减畜政策的出台。国家出台草畜平衡政策以后，科迦村牲畜量不得不逐年递减，从最初的上百只（头）到最后每家只能养6头牛。科迦村一至三组基本按照此数量来圈养，而岗孜组和斜尔瓦组草场面积较大，每家基本在10只（头）左右。减畜政策出台之后补偿办法相应出台，根据2019年统计数据，科迦村每户人家均可按照自家草场大小得到补贴。二是边民补贴政策的出台。边民补贴政策规定，每年每人给予4200元补贴（不包括16岁以下的人群），如果边民不在边境居住满半年以上就取消边境补贴。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促使科迦村的农牧民在基本社会保障之外更多向农业集中，圈养少量的牛羊，因此增收致富基本不受影响。

　　“欣巴”在过去60年的变迁中获得了耕地、草场和牲畜，完全实现了当家作主，但“农牧兼营”的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作业未受影响，在此基础上增加新的补充收入是其主要特点。

　　（二）“欣巴”生计方式的变迁

　　民主改革前“欣巴”没有明显的内部和外部边界，完全依附于几大领主，其生计方式没有灵活性和自由度。因此考察“欣巴”的生计变迁，必须考察其各个时期生计方式的变迁以及他们之间的某种“一致性”。西藏民主改革后，原有的布鲁克巴管家和寺院占有土地阶层不复存在。之后随着我国治藏政策，特别是历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正确贯彻落实，科迦村“欣巴”的生计方式有了质的变化。

　　1.务农群众

　　务农群体不仅在人数上占据大多数，而且采取的补充谋生手段与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联系更为紧密。民主改革前，农民群体是农牧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民主改革后，人均分配到了耕地，原有的宗教职业群体转化为一般职业群体，种地队伍随之扩大，农牧业成为全部居民的基本谋生手段。到1964年底，科迦村从原有的30户变成了42户，全部都是农户。从传统来看，农牧兼营+边境贸易是科迦村多数家庭的基本生计模式。牧业以养殖山羊和绵羊为主，大部分用于出口及自食；同时也养殖用于农业生产的马、犏牛和用于运输的毛驴。农业以青稞种植为主，豌豆次之，也种植少量油菜及其他蔬菜。边境贸易主要是粮食和青盐等农牧产品的交换。在有限的草场资源环境下，牲畜食用的一部分饲料来自作物秸秆和饲草，因此绵羊的饲养规模受到耕地规模的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一个家庭从事养殖业的积极性。1959年至改革开放前科迦村的边境贸易受到影响。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后，国家鼓励村民外出务工和从事边境贸易，村民逐渐增收致富。截至1994年，科迦村有91户人家，是民主改革时的3倍。2019年科迦村有150户人家，户数增加了4倍多，其中外出务工户数占总户数的一半。从事边贸的人越来越少，一是尼泊尔需求升级，不再需要青盐及其他农畜产品；二是随着我国经济及交通的极大改善，科迦村的商品需求也逐步提高，不再需要粮食和其他尼泊尔的产品，开始在拉萨及新疆等地购置所需商品。为了探寻新的谋生方法，2019年村委会成立科迦村边境贸易有限公司，重新恢复边境贸易，投资总额213400元，预计未来五年内可帮助群众创收500多万元。

　　1959年，科迦村有2个铁匠户，还有几户以绘画、裁缝、酿酒等作为家庭谋生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职业逐渐减少，截至2019年，村里不再有手工业经营者，参与施工建设和运输的人员逐渐增多。2018年，参与施工的人数达200多人；运输车辆增多，其中大卡车30辆、小型皮卡车70多辆。多数家庭购买了机动三轮车作为日常辅助性工具。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贸易和市场以来，尤其是国家安居工程的实施，科迦村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以科迦寺为中心，临街和沿公路而建的房屋几乎都开设了商铺。2019年仅科迦村本村人开的饭馆就有6家，外来户1家；旅馆有6家，小卖部有8家（其中餐饮和小商品出售6家），相应提高了当地“欣巴”的收入。可见科迦村除了传统农牧业外，还有多种谋生手段，其收入结构趋向多元化。

　　2.多种经营的家庭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随着包产到户和市场化的嵌入，科迦村村民投入农牧业的精力及其成本随之增大，原本作为补充形式的一些谋生手段转而成为谋生的主要形式，但这种现象仍局限于少部分人群，如从事合作组织经营开餐馆、搞运输、外出务工等。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鼓励富余劳动力从农牧业转向其他产业，部分村民开始从事富民产业。同时，国家加强对基本农田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合作社的建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促使更多的富余劳动力从农牧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实施边境小康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等重要规划，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国家对教育重视和投资力度的加大，促使以传统农牧业为唯一收入来源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原有的职业群体将面临新的职业适应，新的职业群体产生并逐渐增长。新群体中从事合作经营的有3家，个人开始承包村集体经济进行运作经营。以下是施工队巴某报道的砂石厂的案例。

　　欧某是村委会书记，2013年在他的主持下筹建了村砂石厂和运输队，经过几年的发展，砂石厂和运输队给村里带来了不少收入。2018年，村委会书记巴某开始管理砂石厂和运输队，其中砂石厂按照资产（车辆）入股。截至2019年，科迦村有35辆运输车入股，也有以部分技术（有驾驶证的村民）入股的人，砂石厂的务工人员从村里统一分配。就这样，砂石厂逐渐发展成一定规模，并开始在县城周边接收大型项目，2019年砂石厂收入多达275万元，其中入股车辆分红150万元，雇工每人每天300元，共分红30万元，几乎覆盖全村。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砂石厂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不少收入。以下是靠餐饮业发家致富的案例。

　　次某是科迦村村民，家里有20亩地，由于缺乏劳动力无法耕种。鉴于自身条件，在亲戚朋友的提议下，从2013年开始把家里的部分田地无偿让给亲戚耕种，之后开始在科迦寺对面租房经营饭馆。刚开始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来科迦寺旅游朝拜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饭菜味道是一个很大考验，经与客人多次沟通交流后，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推出科迦味道，受到不少游客的好评，收入也逐渐增加，在一年10个月的经营中，年收入在25万元上下，完全能满足自家开支。

　　以上案例代表了科迦村大多数村民的实际情况。从以下数据（表1）也可以看出多种新经营群体的收入结构。

　　从表1可以看出，科迦村农牧业经营收入占比较低，但仍发挥重要作用。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提高，而且占比较高，可见科迦村农牧业+多样性收入结构的发展变化。

　　从科迦村60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1959年前后变化非常明显，不管是政治环境、经济生活的变化，还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均在我国大政治格局和经济文化发展环境中得到了加强和持续发展。以下从几个方面来探讨“欣巴”生产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环境的变迁

　　1959年以前，“欣巴”无土地所有权及物质生产资料，完全依附于领主。上层代理人、宗教职业群体和一般职业群体之间的转换是单向度或者台阶式的。宗教职业群体还俗后成为一般职业群体的情况占少数，而一般群体向上层代理人及宗教职业转变的可能性很小，故其转换可能性较小，阶层分级较严重。西藏民主改革后分产到户，几个群体平等分配到田地和牲畜，自由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人民公社至1983年间，由于政策变动，三种职业群体入股人民公社，集体劳动。之后按照国家新的政策开始享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发家致富。其职业间的转换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三种职业转换的空间逐渐增大，相互间的影响也在逐步加大，获取资源的方式及寻求市场的途径也随之发生变化。科迦村作为边境一线村庄，有义务和使命守护祖国的大门，故此科迦村村民以守护农牧业来履行边民的义务，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产业单一模式不会被打破，农牧业仍然是最主要的产业形式。

　　（二）经济生活变迁

　　科迦村位于边境一线，身肩固边护边的使命，因此科迦村在选择产业及参与新群体方面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就近是普遍原则。科迦村的劳动力转移率普遍很低，基本都在村里，这是促使科迦村在当地出现新群体的重要原因。作为阿里的边缘县城，离西藏中心城市较为遥远，投资成本及风险较高，不符合当地的发展规律，这样的区位也决定其谋生技术的确定性。故此在机会成本视角下，科迦村职业群体的转换有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政策的实施促使很多边远地区也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和落实任务，开始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生产和发展。除了农牧业外，还允许兼营边贸、餐饮、小卖部、宾馆。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科迦村已经在生计方面探索出了新的实践路径和收益渠道。当地的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开展农牧经济活动的基础，“农牧兼营”是当地居民所要依赖的基本谋生手段，也是主要手段。其他边贸生意、外出打工、从事商业活动等对于绝大数家庭而言，仅作为谋生手段的补充形式，尚未成为主要手段。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科迦村60多年的发展过程夹杂着传统文化作用下的乡土认知和实践行为。在整个中国处在高度发展及迅速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科迦村“欣巴”在新时代中的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受到地方文化实践、国家治理及快速扩张的市场影响。科迦村村民逐渐对传统的乡土有了新的认知和看法，随着商品、劳工、信息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村民的思维参考坐标逐渐改变，其思维逐渐向外扩张，朝向超越传统观念的经济理性转变，这也是科迦村村落内部边际没有明显差别的原因。

　　从“欣巴”所采取的生计策略性质来看，可以归纳为经济策略和生活策略，如通过农业、牧业、边贸、外出打工等途径获取收入资料属于经济策略。虽然通过边贸、打工、从事其他经商活动的收入远远高于农牧业收入，但其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农牧兼营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策略。这是“欣巴”职业群体的身份和品质生活的追求，其中既有生活因素，也有文化因素。在农牧主业的总体适应体系下，谋生技术有了主要和次要之分，一般劳动者除农牧业外，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运输、施工、餐饮、宾馆、小商店者较多。无论以行贾还是坐商形式从事商业活动，对于绝大多数“欣巴”而言，就是一种补充形式。

　　笔者努力描述了科迦村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总体生存环境结构之中的一个适应体系的简单轮廓，通过对1959年前后“欣巴”获取土地的方式及其生计方式变迁的透视，揭示环境与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的一种动力学上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存在或者不断适应的过程，给科迦村“欣巴”的生计方式及其策略带来行之有效的发展空间。这种动力学的作用发挥须在大的政策变迁国家力量的介入下得到改善，并给科迦村带来较为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未来有可能一直保持这种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