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西藏地方设立千户万户来管理地方，总共有13个万户，根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包括南拉堆万户、北拉堆万户、纳里速（即阿里）万户、出密（曲弥）万户、沙鲁（夏鲁）万户、羊卓万户、香万户、止贡万户、甲玉（嘉域）万户、蔡巴万户、嘉玛（甲玛）万户、帕木竹巴万户、达垅万户。当时统计户籍的办法是：在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等三种，山羊、绵羊等，计有二十四头只，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蒙古户，五十个蒙古户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称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教民。十个万户称为一个路，十个路称为一个行省。

　　蔡巴寺位于西藏拉萨以东拉萨河南岸的蔡公堂乡，距拉萨市区10公里。当地群众称“杨贡寺”。是由向·尊珠扎巴于1175年建造的。向·尊珠扎巴（1122—1193年）是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是蔡巴噶举（塔布噶举四大支系之一）的创始人，“蔡巴噶举”因蔡巴寺而得名。

　　向·尊珠扎巴13岁开始学经，先后拜塔布拉杰、贡巴楚臣宁波、帕竹·多吉杰波等人为师，得噶尔家族支持筹建蔡巴寺。史书记载，向·尊珠扎巴建蔡巴寺所使用的材料、资金，有一部分是别人自愿捐赠的，有一部分则是向人强迫索取的，如果索取不给便武力抢夺，经常与人发生械斗。

　　他的这种行为被当时的西藏佛教界认为是“一心为佛教”、有功德于佛教的人。有人还把他和帕竹·多吉杰波（帕竹噶举创始人）、宗喀巴（格鲁派创始人）合称为“西藏三宝”。

　　在由这个家族的桑结欧珠（dpon-sangs-rgyas-dngos-grub）掌管寺庙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他担任蔡巴寺和公堂寺的寺主，这两个寺庙位置相近，从而连为一体。此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在西藏地方建立十三万户的时期，蔡巴因为政教势力雄厚的缘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十三万户之一，即蔡巴万户，1268年桑结欧珠也当上了万户长。史书记载，这一年他前往大都朝觐，忽必烈封赐给土地、金印、诰命，授权管理地方事务。蔡巴万户和其他万户一样，是宗教和政治势力相互结合的产物，而且在元朝的管理之下实行家族内部继承制，就像萨迦昆氏家族、帕竹朗氏家族一样。桑结欧珠的儿子叫仁钦坚赞，在他继任万户长以后，便亲自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朝觐皇帝，这是地方首领应该履行的职责之一，按照规定进贡地方土特产，接受朝廷册封、任命，获得赏赐，皇帝往往对这些接受册封的政教领袖赏赐金银财宝和典籍文献，以支持该教派和地方政治势力的建设和发展，这也是元朝管理西藏地方的一个重要标志。《西藏王臣记》载，仁钦坚赞到元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命他修缮上下吉雪、堆龙、扎多、琼波，以及埃、达、梁等地的寺庙，并赐给他管理全体官民的诏书。西藏地方各个万户均以不同方式定期不定期到大都朝贡。由于该派与萨迦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朝廷的格外厚待。仁钦坚赞有三个儿子，长子尼玛喜饶曾经作为大元国师八思巴的侍从前往大都朝觐，接受过元世祖忽必烈的诰命和赏赐。二儿子噶德贡布为了蔡巴万户的利益，曾经前后7次到过大都，据说还获得过皇帝钦赐的五爪龙袍，在自己遭受陷害时借此自证清白，让陷害者受到惩处。后来他还从内地请来了汉族工匠，修建了寺院禅房、屋脊宝顶和金殿。他还修建了法轮寺，并在寺中创办了法相讲说院，修建密宗院。他还把元朝内地的刻版印刷术带到了西藏，这是内地与西藏地方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西藏地方刻版印刷得以发展，并对经典特别是佛教经典的刻印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印刷事业的长足进步。他的第三子叫仁钦旺秋，是一位出家人，根据当时家族有人继承产业事业、有人出家为僧的惯例，幼子担负其传承宗教事业的使命，以保证这个家族政教合一或者政教结合格局得以延续，该家族和教派的利益得到巩固。

　　仁钦坚赞在经过元朝皇帝批准后，将他的万户长职位传给了噶德（噶德衮布），噶德死后将万户长职位传给其子仲钦门朗多杰，该万户长职位一直在家族内世袭传承。

　　门朗多杰任职时期，与长兄仁钦生格（rin-chen-seng-ge）建造了拉萨八廓街、查拉鲁普神殿的汉式屋顶，并在释迦和观音菩萨佛像的头顶建造了金顶，还缮写了甘珠尔佛经。

　　还有史料称，蔡巴·贡噶多吉（tshal-pa-kun-dgav-rdo-rje，1309—1364）是吐蕃时代的大臣噶尔·东赞域宋的后裔。其父门朗多杰的政教业绩也给他们家族增添了新的光环和资本。贡噶多吉幼年就显现出非常聪明的禀赋，随着年龄增长不断表现出出色的才华。根据史料记载，他在1323年15岁时继承了蔡巴万户长职位，1324年前往大都朝觐也孙铁木儿皇帝，获得了朝廷大量的赏赐，包括白金银锭、黄金饰品、绸缎等，得到了朝廷正式册封担任万户长的诰命文书，因为即使是家族内继承，也需要获得朝廷的官方任命才具有合法性，在西藏地方才有号召力。他担任万户长达28年之久，史料中有关他执政情况的记载并不充分。由于蔡巴万户曾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封地，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与掌握地方行政权力的萨迦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万户保持大致稳定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卷入了后来的帕木竹巴与萨迦之间的激烈争夺，蔡巴与雅桑万户等坚定地站在萨迦一边抵御帕木竹巴万户的崛起。

　　在蔡巴·贡噶多吉担任万户长期间，与帕木竹巴之间的武装争夺是一项活动内容。他任职时期正是西藏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也就是说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面临帕竹万户不断崛起的挑战，而蔡巴万户坚定地站在萨迦地方政权一边，与雅桑万户一起应对帕竹万户的挑战。1348年，萨迦本钦旺尊率领萨迦、雅桑和蔡巴等万户的军队进攻帕木竹巴，萨迦喇嘛胆巴（应即索南坚赞）在劝说旺尊不要动武的同时，也劝蔡巴万户长贡噶多吉息战停火，但是依据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的说法：“他不但不听，反而煽动开战。”他们试图通过武装力量，也希望依照元朝对西藏实施的法律制度来应对挑战。但是由于帕竹万户的强势崛起，特别是对蔡巴万户的巨大冲击，迫使蔡巴万户接受失败后被宰割的命运。1349年，被帕木竹巴万户打败的蔡巴万户面临被分割的争讼，尽管有人以扎基、琼结等地是依照忽必烈皇帝的圣旨划分给蔡巴万户为由，主张不能分割。但是绛曲坚赞据理力争，慷慨陈词，指责称：“蔡巴你违背薛禅皇帝的圣旨，抢劫薛禅皇帝在封诰中赐予帕竹的以直拉为代表的地方，捣毁万户，戕害我根据圣谕所委托的首领。长官衮多（贡噶多吉）拿出11升沙金，是何等的慷慨，此事并非门朗巴和他父子一手造成的，我愤恨不已。我一未杀害蔡巴噶德，二未奸污他父子的妻室，蔡巴为何要做隶属于旭烈兀的雅桑人和唐波且人的后台？”甚至口出恶言，谩骂蔡巴·贡噶多吉，足见双方积怨之深。所以绛曲坚赞坚持要把扎基、琼结等原属于蔡巴万户的地区收归自己管辖之下，就这样蔡巴万户受到巨大打击，辖区范围也因此缩小了。但是该万户依然持续存在，依然发挥地方政权的作用。蔡巴·贡噶多吉的儿子格列桑布还曾得到过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封号，册封他为司徒，而他的孙子也在大明王朝时候担任乌思藏都指挥使职务，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丁未，“朵甘乌思藏灌顶国师答力麻巴剌及都指挥使班竹儿藏卜等，遣使表贡方物”。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丙寅，“以西番班竹儿为乌思藏都指挥使”。这里的班竹儿被认为是蔡巴家族的班觉桑布，他是著名的《红史》的作者贡噶多吉的长孙。也就是说这个家族虽然面临着挑战，走向衰落，但是仍然在西藏地方的政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蔡巴·贡噶多吉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帕木竹巴取代萨迦之后，蔡巴万户发展受到遏制与他本人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对自己领导失当的自我检讨，也许是对参与政治争夺的心灰意冷，1352年，贡噶多吉在蔡巴面临挑战之际急流勇退，不再担任万户长职务，将该项权力交给自己的弟弟扎巴喜饶（grags-pa-shes-rab），自己出家为僧。

　　史料记载，贡噶多吉在他45岁的时候，也就是1354年，从觉丹堪钦索南贝瓦和杨贡堪布降曲贝瓦两位大师出家受戒，就不再担任万户长职务，而把这个职务交给了他的弟弟，自己出家修行。这个说法与上述不担任万户长的年代有两年之差。贡噶多吉看来更属于一名学者，而不适合做一名官员。出家对他而言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佛教徒，而是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方面，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取名格微罗追。他在任职的时候，为这些重要寺庙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蔡公堂寺的建设，他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心力，同时也还为拉萨的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工程建设，即局部的一些维修出资出力发挥作用。现在他把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也奉献给寺院。

　　蔡巴·贡噶多吉的贡献，除了行政之外，在宗教文献的整理方面有过巨大的贡献，这就是为大家所称道的蔡巴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目录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他曾邀请当时西藏地方非常有名的大学者布顿仁钦珠到蔡巴寺，在这里依照纳塘版大藏经《甘珠尔》目录整理、补充完善、校勘，最后形成了新的蔡巴版大藏经《甘珠尔》目录。这是藏文佛教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录，他还把这个整理好的目录加以刻印、流传。我们可以看到藏文大藏经目录，特别是《甘珠尔》目录纳塘版、蔡巴版也包括布顿后来自己整理的布顿大藏经目录，实际上是互相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中联系的人物，既有项目的主持人和主要贡献者布顿仁钦珠这样的大学者，也有蔡巴万户长蔡巴·贡噶多吉的重大贡献。

　　蔡巴·贡噶多吉在史学研究方面花费了较大的心力，他撰写了多部史学著作，包括《白史》（deb-ther-dkar-po）、《花史》（《斑斓史》，deb-ther-khra-bo）、《公堂向上师传》（gung-thang-bla-ma-zhang-gi-rnam-thar）、《先父门朗多杰传》（yab-smon-lam-rdo-rje-rnam-thar），以及《红史》（devi-lhan-thabs-deb-ther-mkhas-pavi-yid-vphrog）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红史》。

　　蔡巴·贡噶多吉表现出了杰出的史学天赋，1346年他完成了一部重量级的学术著作，这就是《红史》。该书虽然字数不多、内容也算不上非常丰富或者厚重，但是它的价值非常高，成为西藏藏文历史著作的一个典型。这本书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在第一部分，他用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印度古代王统及佛教历史，包括早期的佛教关于人类起源、人类发展的一些相关传说的历史，体现了佛教史家的历史观。关于早期印度历史的记载，叙述了包括佛教在印度的早期传播，既有吸收前代作者的说法，也有自己汇总各家独述己见的内容。《红史》的第二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以前的藏文史书相对缺乏的，或者说是它具有开创意义的内容。那就是《红史》里面用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中原地区的发展历史，上自周朝下至宋朝末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他的史书对中原地区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完整而简明的介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祖国内地的王朝发展史和历史的重大线索。本书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他介绍了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历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代史，这一部分历史的价值也十分高，而这部分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四部分，即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西藏地方的历史，就是早期吐蕃王朝的历史，以及吐蕃宗教的发展历史，所以内容非常全面，学术界经常作为引用资料的来源，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包括宋少帝赵㬎的萨迦寺学法的故事，在本书中也都有记载。

　　《红史》这本书的特点学术界有很多的研究，我们首先看他所用的资料有哪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了诏旨资料，即皇帝的圣旨、旨令等资料，比如把元朝皇帝优礼僧人的诏书全文收录在书中。一方面反映了元朝统治者对西藏地方实施管理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元朝扶持宗教的宗教政策。比如让僧人不要承担赋税劳役，给予很多特殊礼遇，对僧人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就是要安心修习佛法，遵守戒律，不要违法滋事，也不要欺压老百姓。这些资料都是第一手资料，而且真实可靠，为他史书的立论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类资料，就是他大量使用了碑刻资料，这也被史学家或者史学研究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早期历史的碑刻资料，比如吐蕃时代的一些碑刻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保存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也还有其他地方保留的一些珍贵碑刻资料，也包括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建筑于世的碑刻资料。第三类资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著作的主要来源。蔡巴·贡噶多吉使用了哪些文献资料？可以从多角度来认识，首先使用最多最全面的就是藏文资料，这些藏文资料既包括前代的、先前的一些著作，也包括元朝时期或者他所生活时代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资料，这些在他的书中都有直接的引用。其次是来自梵文的资料，就是前辈学者把梵文的资料，特别是宗教方面的资料，从梵文翻译为藏文，他自己加以利用，特别是在撰述古代印度历史，佛教在印度传播的历史部分，均使用了这些资料。再次是汉文资料。该书记载了中原地区王朝发展的历史。这部分的资料大量来自汉文记载，《红史》中还提到了这些资料的名称，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唐蕃关系的历史记载，《红史》比较简明但是全面地叙述了唐蕃关系史，这个资料就来自汉文，来自哪一部汉文呢？来自《新唐书·吐蕃传》。因为《新唐书·吐蕃传》对唐蕃关系史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唐蕃关系后来持续发展的历史。因为唐书有两本，一个是《旧唐书》，一个是《新唐书》，两部著作各有特点，但是《新唐书》叙述唐蕃关系的后半部分内容要比《旧唐书》要多一些，而且对早期西藏地方王统的叙述、对早期历史的追溯，也比《旧唐书》要多一些。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新唐书》对早期吐蕃历史的记载，包括风俗习惯的记载、赞普名字的记载，可能使用了藏文资料。现在蔡巴·贡噶多吉撰写《红史》，又使用了这一部史书，而且这一部史书也是在宋朝末年、元朝初年这个时段，由一位学者从汉文翻译成藏文。在当时的藏文著作界或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书里提到了翻译者，音译叫胡将祖，他很可能是个汉族学者，也很可能是一个汉藏结合的学者。因为他翻译这本史书的地方在今天甘肃的临洮，这地方既是汉藏民族文化交流或者人员往来密切的地方，也是八思巴在往来内地和西藏时停留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所以两种文化交往密切、两种语言的使用，应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第四部分资料，《红史》还使用了蒙古文资料，因为他在叙述蒙古族的早期历史、蒙古汗国历史也包括当代史的时候，使用了蒙古资料，特别是《蒙古秘史》的资料。第五部分资料，就是他还使用了口述史资料，他采访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或者相关事件的相关人员。比如说有关木雅历史的记述，即党项历史的记述，他就采访了木雅的大学者，听取了他们的观点。我们从这个史料里面就能看到《红史》作者撰写这本书的专业训练和良好素质，也明白了这部历史书为什么能成为名著、成为经典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史料基础扎实、选材科学规范，不是拿来就用，用了就说。

　　《红史》出现在这个时代，也有时代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元朝的大一统，开阔了西藏地方知识界这些大学者的眼界，让他们能从宽阔的视野来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撰写历史，能够使用多种资料，让自己的历史叙述建立在更加丰富和厚重的资料基础上以及宏阔的变革时代背景之下，也让他的结论有条件更加科学完善和经得起考验。《红史》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各民族学者密切互动，也大大地提高了研究者的水平，为他撰写高质量著作提供了支撑。正是在这个时代有汉文资料被翻译为藏文，被更多的藏族学者所使用，也有当时的蒙古文文献被翻译为藏文，被藏族学者所使用。正因为《红史》使用了像《蒙古秘史》这样的资料，使用了元朝在西藏地方推行的法律文献，以及元朝典章制度被翻译为藏文等，才使其对当代史的叙述富有价值。我们还注意到，《红史》还叙述了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历史，比较好地使用了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历史资料，或者有关这个区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这本书把这些史料的出处在书中加以注释，或者加以叙述。说清楚这个资料从哪一本书来，是谁告诉了这个信息，这是一种非常规范严谨的方法，还有这个时代也为史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使借鉴吸纳内地史书的撰写方法和撰写体例成为可能，在继承藏文早期历史撰书传统的同时还能有所创新发展，从而把藏文史学的撰著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前文我们也提到，蔡巴·贡噶多吉与当时西藏地方的大学者布顿仁钦珠有互动有交流，在史书的撰写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的西藏地方学术界是走在前沿、引领风潮的。他有这样优秀的成果，也成为后世史学著作的一种典范，树立了一个标杆。所以在《红史》之后的一些藏文史书里面，就有不少著作借鉴了它的写作方法、写作体例，乃至学术传统。通过蔡巴·贡噶多吉一生的事迹，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说：蔡巴·贡噶多吉是那个时代站在高处、有担当、也留下伟绩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政治上有建树，在学术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