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编　元朝西藏历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统一、隋唐统一之后第三个大一统时期，为中国历史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元朝时期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在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任命官员、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建立驿站、驻扎军队，实施了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辖，让西藏地方更加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有许多人物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许多事件感人肺腑，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壮怀激烈的伟大情怀，看看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关于该书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的身世和经历史书缺乏明确记载，尚需进一步研究。在该书的最后跋语及祝词中提道：“按照佛陀教谕及执掌佛法之诸伟人之意愿，将此瞻部洲大多数译师、班智达、贤哲、法王等人为弘扬佛法所建立的功业，汇集成这本《汉藏史集》。笔者释迦牟尼之比丘室利补特跋陀罗，即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于阳木虎年在达那东孜（stag-na-don-rtse）写成。”

　　文末还再次提道：“叶如达仓巴·班觉桑布所著之《汉藏史集》，由各种王统、史籍中摘要汇集而成，其简明流畅之文字，在此幸福美妙之人世，犹如饥渴之中送来佳肴美食。祈愿因为写造此书之善业，佛法弘扬，长久住世，具吉祥主八派（此书抄本出自不丹王室的书库，故此以信奉主巴噶举指称不丹）之政教权势坚固。由此法力，吾等众生享受康乐吉祥，获得正确教法。以上是因助手乌仗那丹增之劝请而书写之祝愿词。另外，写书时所据之底本多为无头之旧字（草书），错漏模糊之处甚多。本应改订，惟因学识不足，力不胜任，故按多数学者的惯例，按照原文抄录，未加任何更动。故诸位学者所见，必有若干错误，敬请原谅，并向诸天及上师请求宽恕！”

　　作者是达仓宗（stag-tshang-rdzong）人，西藏同名地不少，该达仓宗的位置，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应该在今天西藏吉隆县县城所在地宗嘎镇，它是元朝后期萨迦派都却拉章的人在宗嘎地方建立的一座城堡。1354年兴建了达仓宗，都却拉章的索南洛追坚赞（bsod-nams-bI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及其弟弟扎巴坚赞便在同一年从萨迦地方迁往达仓，也是萨迦派应对变局的一个重要措施。也就是说，在萨迦政权被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逼近绝境时的一个避难所，达仓宗巴即由此得名。学者研究认为，与宗喀巴有过密切交往的嘉乔贝桑（skyabs-mchog-dpal-bzang）由于身份、时代、名字相符，应当就是《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本人。

　　嘉乔贝桑作为宗嘎达仓地方东道主接待宗喀巴、仁达瓦、扎巴坚赞、顿桑瓦等学者译师，讨论教理、宣讲经典。1401年，嘉乔贝桑在热振寺附近的囊孜顶（gnam-rtse-sdeng）与宗喀巴、仁达瓦等会晤再次讨论佛法。因此，作为萨迦派高僧的班觉桑布，与宗喀巴和仁达瓦一起，可以算作是初期推动西藏宗教改革运动的三巨头。至于为什么班觉桑布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这些，尚待研究。

　　《汉藏史集》是在元朝时期以及元明之际出现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历史书，甚至可以说是藏文史籍的一部奇书。众所周知，藏文史书中相当一部分的历史记载是由高僧大德完成的，所以在这些史学题材中，包括教法史、地理志、王统记以及个人传记中有大量的佛教历史内容，是为佛教的弘扬服务的，史学只是扮演着附庸的角色，《汉藏史集》虽然如作者自己所说，也承担着弘扬佛法、记载高僧大德事迹的使命，却在实质上表现出很多不同的特色。

　　《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为撰写这本书，花费了大量的心思，从书中能够看到作者所引证的丰富资料，以及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还能看到作者所持的主要观点，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无论是从编排目录、编写体例以及写作风格、写作方法上，均能看到他的学术素养。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在自己的书中赞颂辞之后有一个自述，说“我在本书中用会使得伟人们发笑的俗语记述印度、汉地、格萨尔、大食、尼婆罗（尼泊尔）、吐蕃、蒙古、木雅等王统”。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使用当时佛教史家经常使用的所谓雅语、文言，这是语言使用情况；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他使用史料的方法或者取舍的态度，不是完全照搬传统，因循守旧，而是有着自己的取舍标准。可能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勇气和这样的担当，才有了这部出色的历史著作。

　　《汉藏史集》这本历史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展现了元朝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也展现了西藏地方文化发展方方面面的成就。这在其他藏文史书，特别是他之前的史书中是比较少见的。甚至在他之后的史书中也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有着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观点和科学的态度，所以他记载了别的史书记载不多或者不予记载的史实内容和历史传说。

　　首先，它记载了雅砻吐蕃赞普悉补野家族早期借鉴外来文化的历史。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苯教传入雅砻悉补野地方，以及传入当地的苯教内容、影响，如此详细的记述，为大家认识更早时期吐蕃王族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并不是通过他搜集获得的，纳入历史叙述则是他的选择。

　　其次，是对众多重大历史事实的叙述。诸如，关于佛教在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传入吐蕃王室的一些含义，即所谓天降神秘物品的故事。在本书中不仅有记载而且有分析，他的分析可以说是求实的和比较客观的，还有在叙述达日年赛时期历史时，特别提到吐蕃王族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些相关事实，既包括引进吐谷浑的医学，治好赞普的眼疾，也包括周边其他地区的医学传入吐蕃被吸收借鉴的事实。还有从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一直到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王朝不断接受包括中原文化、高原地区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影响的相关事实等，都在本书中一一得以展现，还包括食盐从藏北地区进入西藏腹心地区并改善人们膳食结构的事例，新疆于阗地区玉石进入西藏地区的历史等，同样都有反映，丰富了人们对吐蕃早期历史发展的认识。

　　《汉藏史集》里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史实和传说，内地茶叶和碗传入西藏地方就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该说称：“此王（都松莽布支，676—704）在位之时，吐蕃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茶叶和碗，详细情况将在别处介绍，在此仅述其大概。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道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为，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过的美丽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看见了小鸟，开初并没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小鸟又飞来了，还和前一天一样啼叫。国王对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之上。国王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于是摘下树叶的尖稍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

　　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说：‘诸位大臣及平民请听，我在这次病中对其他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对我尽忠尽力的大臣们，请你们去寻找这样的树长在何地，对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赏。’

　　吐蕃的臣民们遵命在吐蕃的各个地方寻找，俱未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为忠心、一切只为国王着想之人，沿着吐蕃边境寻找，看见汉地有一片密林，笼罩紫烟，就前往该处。他心想：‘那边的密林之中，必定有这样的树木。’密林的这一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却隔着河望见那种树就长在对岸林中。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

　　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大臣到达森林之中，只见大多数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前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跑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驮载。’乃试验之，果然如愿，于是将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国中。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吐蕃国王宫城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将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此大臣重加赏赐。国王疗养病体，亦大获效益。”

　　有了茶叶必然需要相应配套的茶具。《汉藏史集》接着叙述了久负盛名的内地瓷碗传入西藏的故事。国王赤都松芒波杰说：“此种树叶乃上等饮料，饮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做的瓢勺，需要找一种以前没有的器具。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来。”于是派出使臣前往汉地，汉地皇帝说：“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为利益吐蕃，我已历次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各种乐师，吐蕃并不记住我的恩德，因此不能将碗赠给吐蕃。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遣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

　　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来，在国王驾前将出使经过奏闻。国王说：“如此，我们还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需要些什么原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说：“原料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也可以。”国王说：“如此，府库中这三种原料都可供给。”工匠问：“碗的种类很多，不知要造什么样的？”国王说：“我想要造的碗，应是以前汉地也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有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碗上的图案，第一应是鸟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的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的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上应绘鹿在草山之上。比这三种再差一些的碗，其图案和形状由工匠自己随意决定。”于是工匠分别原料的好坏、清浊，制成兴寿（dar-rtse）等六种碗。按照国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瓷（shab-tshe）、南瓷（lan-tshe）、襄瓷（shang-rtse）。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瓷（theg-rtse）、额瓷（nges-tshe）、朵瓷（brdo-tshe）。吐蕃叫做兴寿的这种碗，这以前在汉地也未曾有过。这即是茶叶和碗最初在吐蕃出现的情形。

　　《汉藏史集》里提到了吐蕃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松赞干布时期、赤松德赞时期和拉喇嘛益西沃时期，讲到了吐蕃医学的多个来源，参与吐蕃医学著作翻译的，有来自中原地区、突厥、冲木、多波、古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人才。在吐蕃形成了所谓13种医疗法：印度的医疗法、克什米尔的医疗法、尼泊尔的医疗法、葛逻禄的医疗法、冲木的医疗法、汉地的医疗法、象雄的医疗法、突厥的医疗法、索波的医疗法、门域的医疗法、木雅的医疗法、吐蕃的医疗法、多波的医疗法等。还总结出许多医学经验，诸如辨认诊断的方法有1200种，若不能望、触、问诊则不能判断。医治的方法有1002种，都包括在药物、治疗、饮食、运动之中。实施治疗的方法有360种，都包括在诊断、治疗、保养三者之内。药物的味道有六种：甜、酸、咸、苦、辣、涩。作为医生要具备四个能力：在诊断病情时要像鹰一样敏锐，在思考诊断方法时要装得像绵羊一样愚钝，在清除病根时要像狐狸一样细心，在使用手术器械时要像老虎一样勇猛。在青藏高原医学基础上，吐蕃通过对周边地区医学的吸收、创新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高原医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继承高原各民族传统医学文化，同时大量吸收借鉴了兄弟民族乃至周边国家地区医学文化，创新发展的产物。

　　《汉藏史籍》还记载了吐蕃七贤臣的故事。七贤臣中的第一位出现在止贡赞普时期，他是章氏之子，叫茹拉杰（意为角生）。根据《汉藏史籍》的记载，他贤明的事迹包括驯养了黄牛、牦牛、山羊、绵羊，在夏天将草割下扎成捆收藏起来，冬天再来用以饲养牲畜，他还将草滩开垦为农田，在山上设立守卫。此前悉补野部落还不会采集草籽、收割庄稼，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驯养牲畜、开垦农田，以及夏草冬用解决冬季草料缺乏的难题，这些对牧业发展来说都是重大发明。

　　第二位贤臣出现在赤年桑赞时期，名叫拉布果噶，是大臣库氏之子。他的突出功绩是制定了统计牲畜数量和测量土地的单位，教大家蓄积湖水，并导湖水入水渠，将溪涧之水引入池塘，使水源得以充分利用，从此开始了以水灌溉农田的历史。他对农牧结合的高原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位贤臣出现在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赛时期，他是孟氏之子，名字叫赤多日朗察。他的贤明功绩是：烧木为炭冶炼矿石，获取金、银、铜、铁等金属，还钻木为孔制作耕牛使用的犁耙和轭具，使用犏牛、黄牛进行耦耕，开垦了更多平川土地。可以说他对冶炼业、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第四位贤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他就是藏文的创制者吞弥·桑布扎。他受松赞干布之命，前往天竺学习，历尽艰辛，学成归来。他借鉴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包括字母拼合、音节符号、藏文文法等，以前吐蕃没有文字，从此结束了无文字记载的历史，他为吐蕃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大家知道藏文文献在中国多民族文献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的数量仅次于汉文，而居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之首。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往昔吐蕃没有文字，从松赞干布开始才有了文字，其创制者便是吞弥·桑布扎。

　　第五位贤者出现在赤德祖赞（Khri-lde-gtsug-brtan，704—754）时期，叫赤桑雅顿，他贤明的业绩是以秤、斗计量收支，调剂农牧业区的粮食，倡导双方都满意的买卖和换工合作，即解决了度量衡问题，为商品贸易、物资交换创造了条件，也是适应社会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第六位贤臣出现在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742—797）时期，他的名字叫赤桑雅拉，他的贤明功绩是将居住在高山的居民迁徙到河谷平地，使农民在田地边上盖房定居，开垦土地为农田并引水灌溉。此前吐蕃人多在山上的石头城堡中居住，从此迁居河谷平川，建起农庄，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为农业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一位是赤德松赞（khri-lde-srong-btsan，764—815）时期的大臣，是聂氏之子达察东色。他贤明的功绩是制定了守卫四方边境的制度，派遣武士千户部落守卫边哨，防御外敌入侵，用法律公平处理内部案件，杀人者赔偿命价。也就是说他的贡献主要是两方面，对外如何搞好军事防御，对内创造性地发明了赔命价制度。

　　《汉藏史集》可能是第一部为古代科学家发明家列传的藏文史书，虽然简明，但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科技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吐蕃七贤臣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它反映了雅砻悉补野部落到吐蕃王朝时期不断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在七位贤臣中既有雅砻悉补野部落早期的杰出人物，更有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的发明家、科学家，有他们的姓氏名字，有他们突出的事迹，为人们认识西藏古代发明创造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后其他的藏文史书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的内容，可以说该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是其滥觞。

　　《汉藏史集》还有专门章节讲到刀剑在吐蕃的传播情况，作为一本藏文历史著作记载刀剑传播的历史，本书应该是第一部。篇首作者还特别说明，关于以前刀剑在吐蕃地方的使用和种类，未见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他根据学者们的口述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这篇关于刀剑传布情况的文字。

　　文称，刀剑的种类，可以划分为尚玛、索波、呼拍、古司、甲热五大类，这五大类又各分为两小类，即尚玛分为尚玛和尚杰，索波分为索波和索孜，甲热分为甲热和嘉甲，呼拍分为呼拍和呼若，古司分为古司和古达。尚玛是汉人的刀剑，是在唐太宗在位之时兴盛起来的。它是皇帝的舅家所在的地方，由一个叫尚萨错莫的人打造的，能砍断九层最坚硬的东西，因此产生了妇人最会打造兵器的说法。由于它是在尚城地方打造的，铁匠又是妇女，因此得名为尚玛。此尚萨错莫及其后裔打造的刀剑统称为尚玛。尚萨错莫有一个主人，他也会打造刀剑，他和他的后裔打造的刀称为尚杰。

　　索波刀剑是在图杰王在位时兴盛起来的，它是在索波地方的边区由一个老铁匠打造的，能砍断天生铁，因此有索波的铁最锐利的说法。由于此刀剑出自索波地方，又是由老铁匠打造的，因此被称为索干，这老铁匠和他的后裔打造的刀剑被称为索干。为了防止这种刀剑丢失，专门派人保管，保管的人也学会了打造刀剑，他和他的后裔打造的称为索孜。

　　呼拍是蒙古人的刀剑，是在成吉思汗在位时兴盛的。它是在蒙古地方由名叫呼拍的人打造的，它能一下子砍断6个野牛角，因此有呼拍刀比野牛角还锐利的说法。由于地方和打造者的名字，呼拍和他的后裔打造的刀剑被称为呼拍。有一个给呼拍当助手的人也学会了打造刀剑，他和他的后裔打造的刀剑被称为呼若。

　　古司是吐蕃人的刀剑，是在止贡赞普在位时兴盛的。它是在叫作司都的凶恶的地方由眯缝眼九兄弟打造的，老大打造的刀剑能砍断登天的穆绳，以下的八兄弟打造的刀剑也都极其锋利。这九兄弟的徒弟们分为九支，吐蕃地方刀剑众多因此而来。因为是眯缝眼九兄弟打造的，所以这些刀剑被称为古司。他们九兄弟有一个主人，他也会打造刀剑，他和他的后裔打造的刀剑称为古达。

　　甲热是南方门地区的刀剑，是在南喀止则时期兴盛起来的。它是在甲域洛札的森林中由米托塔果打造的，这种刀剑能够一下砍断九棵树，故有甲热刀剑在山上锐利的说法，甲是地方的名字。米托塔果和他的后裔打造的刀剑被称为甲热。南喀止则王也会打铁，这些王族打造的刀剑被称为嘉甲。

　　以上各类刀剑又可分为若干小的种类。尚玛可分为三种，即：止则、果决、尚参，这三种又各分出一种。尚杰可分为萨噶和萨玛两种。这些就是尚玛刀剑的种类。索波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索钦、索迦、索参，这三种又各分出两种。索孜又分甲勒、特查两种。以上是索波刀剑的种类。呼拍可分为色噶、色玛、色查三种，这三种又各分为两种。呼若可分为卡干、卡那两种，以上是呼拍刀剑的种类。古司宝剑可分为九种，即南略布决、札拉噶决、贡查古决、曲朗涅决、噶尔格觉决、恩托格决、沃查山决、贡果帕决、切尼冬决，这九种又各分为两种。古达可分为三种，即香噶、香那、萨乌巾。以上为古司刀剑的种类，各类中分大刀和剑两种。甲热刀剑可分为夏甲、洛甲两种，夏甲又分斜科、欧科、止科三种，这三种又各自可分为三种。洛甲可分为甲宁、噶乌玛、古拉司、瓦尔巴、色冬等五种。嘉甲可分为香玛、香那、米斯三种。甲族刀剑中除了达巴巾以外全部都是香玛。以上是甲热刀剑的种类。

　　各种刀剑实有的特征是，尚玛类的刀剑刀背厚重，索波类的刀剑锋利，呼拍类的刀剑有刀鞘，古司类的刀剑有银色刀纹，甲热类的刀剑能够截铁。这些是实有的特征，还有一些比喻的特征：尚玛类的刀剑大多数柄粗尖窄，像一只涂了颜料的绵羊。索波类的刀剑大多数剑柄与剑尖一样宽，像一片剪下的松树叶子。呼拍类的刀剑大多数闪射青光，像一条被大鹏追逐的青蛇。古司类刀剑大多数闪射白光，像浸湿的白杨树枝。甲热类的刀剑大多数雄劲锋利，像是老虎在平原上奔跑。尚玛类刀剑固定不变的特点是，从刀尖往下量三指，有判断刀剑是否锋利的纹路，就如人指甲盖上的纹路，懂得的人用眼查看就能知道，不懂的人用手试试刀锋也可明白。索波类刀剑不变的特点是，从刀尖往下量三指，可以看到阴铁和阳铁的区别。呼拍类刀剑不变的特点是，从刀尖往下一半再往下五指处，有像虎纹一样的花纹。古司类刀剑不变的特点是，剑体中间有一道白色铁光，犹如一道白色的银河。甲热类刀剑不变的特点是，剑体又薄又宽，剑尖为弧形。

　　书中叙述的五种类型刀剑分别来自唐朝内地、索波（粟特）、蒙古地区、西藏南部门隅地区和吐蕃自身，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吐蕃军事崛起与武备精良的信息，而且也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对吐蕃刀剑进步的意义与影响。甚至来自中原的刀剑被清晰地表述为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汉地一妇女的杰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刀剑的打造和传承都是世袭，反映了这一行业的基本特点。而且这些刀剑主要都是古代中国各民族发明并引以为豪的武器，当然也有在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重要粟特胡人制造的刀剑精品，体现的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成果。当然，文中提到了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刀剑“呼拍”传入西藏地方的事实，而索波一词也有指称蒙古的用法，后来还成为蒙古的代称，其中也是对元朝时期相关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

　　《汉藏史集》中还比较充分地记载了元朝管理西藏地方的史实。元朝在西藏地方实施万户千户制度，在中央设立释教总制院，1288年改为宣政院管理吐蕃地方，设立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宣慰司下辖安抚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元帅府、万户府等。其中乌思藏宣慰司管理西藏地方。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按照《汉藏史集》作者的说法，“蒙古薛禅皇帝（忽必烈）之时，其治下有11个行省。各行省的名称是：大都城之中有中书省，在外地有河南省、岭北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江浙省、江西省、湖广省、辽阳省。吐蕃三却喀不足一个行省，但由于是上师的住地和佛教教法兴盛之区，所以也算作一个行省，总计11个行省。”“至于各级官职，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户、千户、万户、路达鲁花赤。若管理三个路，则称为路军民万户，赐给水晶印。在吐蕃，此官职曾封给本钦释迦桑布。对其他大多数本钦，赐给的是等三路宣慰司都万户的官职、六棱银印、虎头牌等。”三路宣慰使司及其下属万户府官员都由地方推荐，最后由朝廷来任命。

　　元朝在1264年还在吐蕃地方建立驿站，其建立者叫答失蛮，他受忽必烈皇帝之命来到西藏地方，带着诏书和圣旨，带着赏赐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政教首领的礼品，沿途根据驿站管理的要求，结合西藏地方实际，“从汉藏交界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27个大驿站。若分别叙述，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7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9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11个大站”。制定了保障驿站运行的办法，建立了驿站系统，确保了西藏地方与内地之间往来官道的畅通。

　　元朝在西藏地方多次清查人户，统计各个万户的人口数字，以便确定征收赋税的标准，《汉藏史集》根据萨迦本钦、三路军民万户释迦桑布的登记册资料，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各个万户的户数。

　　当时清查人口的工作是由元朝所派的官员和西藏地方的官员联合进行的，清查人户有多少，然后划分为僧户（lha-sde）和俗户（mi-sde），就是“拉德”和“米德”。“拉德”就是僧户，是归寺院管理，为寺院提供服务的。更多的是米德，是为元朝及其设立在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服务的。元朝在西藏地方驻扎有军队，特别是元朝的宰相桑哥，1280年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率领大军前往讨伐。1281年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贡噶桑布，还在萨迦修建了东甲穷章康，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战后，他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改革驿站支应制度，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根据《汉藏史集》的记载，桑哥是由八思巴推荐给忽必烈的。因为聪明伶俐，懂得多种语言，后来随从八思巴到了大都，朝见了忽必烈皇帝，被皇帝欣赏留在身边，后来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宰相。

　　关于桑哥宰相的族属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有认为他是色目人，但本书作者认为他是吐蕃人，出自嘎玛洛部落，是吐蕃驻军的后裔。

　　《汉藏史集》一书中还记载了一则有关民族来源的故事，反映了元朝多民族大一统的格局，以及各民族一家亲的政治含义。《汉藏史集》在叙述民族来源时，提到“另一种说法是，外部四族系是草山沟里的鼠、有皮膜保护的青蛙、猿、猴等四种，内部四族系是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蒙古人又分为两系，即森察和拉察。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及工布人。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他生有六个儿子，即查、祝、冬、噶四位兄长及韦、达两位弟弟，共计六人”。这可以说是当时西藏地方社会或者民间对人类和民族来源的一种说法，与此相关的则是元朝国师八思巴在他的《彰所知论》一书中所呈现的大元一统的思想理念。该书是八思巴在第二次返回西藏萨迦的路上为忽必烈的太子真金讲的，可以说是为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元朝未来的发展前途作谋划与铺垫，同时也比较鲜明地突显出从佛教法统中为元朝统治者正名或者通过佛教确定元朝统治者转轮王的地位，也就是强调了元朝一统全国在宗教上和世俗上的合法性，应该是各民族的共主。结合有关民族同源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汉藏史集》为读者呈现一个元朝大一统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大一统时代，第一个是秦汉时代的大一统，第二个是隋唐的大一统，第三个便是元朝的大一统，第四个是清朝大一统。元朝的大一统超过了前两次，把中原农业地区和北方游牧地区首次统一起来，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化类型、多种经济生活方式、更广大区域的大一统，青藏高原地区首次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这种统一的观念在全国有影响，在西藏地方同样有影响，《汉藏史集》所记载的与八思巴所讲说的思想一样，均是对客观现实的一个积极回应，说汉族、藏族、蒙古族和门巴族是一对夫妇所生的子女，因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不同的民族，这个正是当时统治者所十分需要的，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在元朝大一统下各民族间的互相认同，特别在心理上互相接受、互相认同。

　　《汉藏史集》还记载了当时多民族交往的情况。该书把中国很多民族、很多地区的历史纳入自己的历史视野。除了西藏地方吐蕃王统及元朝在西藏的各项管理措施与制度之外，讲到了西藏地方各个主要教派、各个万户的历史简况。除了讲述蒙古族早期发展历史之外，也讲到青藏高原党项及木雅人的历史、西夏的历史，以及新疆于阗地区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等，把中国多民族的丰富性和历史的多样性密切联系起来，讲到了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也是《汉藏史集》的一大特色。

　　此外，《汉藏史集》中还非常有意思地记载了吐蕃男子的几种技艺，“所谓男子的九种技艺，是指三种英勇的武艺，三种口才，三种心计。三种英勇的武艺是：肉搏斗体力、游泳渡河的本领、像鸟一样灵活的手指。三种口才是：描绘事情娓娓动听、参加辩论能折服对方、形容事物全面准确。三种心计是：遇事能忍辱负重、聪明而反应敏捷、深沉而不外露。能具备这九种男子的技艺的人，被认为是玛桑神的化身。男子的九种游艺是：射箭、抛石、跳跃、掷骰子、下棋、测算、赛跑、抛套索、游泳。北部荒野地方的动物，仔细观察也只有九种，其中公母都有角的三种，即野牛、盘羊、岩羊，公母都不长角的三种，即野驴、香獐、兔子，公的长角母的不长角的三种，即鹿、黄羊、羚羊。除了这几种以外，北部地区没有其他动物。野兽（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从饮水的方式上来区分，草食动物将嘴唇浸入水中吸水，肉食动物都是伸出舌头喝水。另外，没有舌头的动物有三种，即旱獭、獾、青蛙。没有胆的动物有三种，即马、野驴、鹿。没有表皮的动物有三种，即老鼠、兔子、沙鸡。没有肾的飞禽有三种，即大鹏、雕、鹰。这些都使得它们的名称与实义相符合。大鸟与小鸟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眼睛，所有的大鸟眼睛都是从下向上闭合，而小鸟部是从眼角闭合。”

　　这些地方性民间知识，是古代西藏农牧民观察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承着，有些未必科学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直观认识程度，颇有参考价值和趣味性。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还在文中特别声明，以上关于鸟类和动物的区别的知识，是北方的学者所说的，他只是为了那些喜好冷僻词语的人及儿童们增长知识而写在这里的。他并不负责说法的科学与准确性，本身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也尊重了他人的权益。

　　书的最后，作者总结说：“上等男子的心胸，像北方广阔的原野，中等男子的心胸，能容得下一头绵羊睡卧，下等男子的心胸，连一根粗毛线也容不下。所以，上等男子的心底装得下各种事情，中等男子的心里只有与自己有关的考虑，下等男子的心里则有许多烦恼。”说明男人的心胸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决定了他们的境界和格局，很富哲理，也很有教育意义。